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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


  对于我们个人来讲,由于我们亲手犯下的罪行应当由我们自己承担责任,因而我们受到了11年的监禁,这也是无可非议的结局。

  但是,迫使我们犯下罪行的战争的发动者的责任,担任战争统帅和指挥的责任,无论如何应由日本政府承担。我们认为这一点正是构成战争犯罪的根本责任。因而,我们认为:政府应对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即,对于我们由于在此11年的监禁生活产生的一切问题,政府应当负责解决。

  按理说来,对于停战后被免除军设的人,政府应当保证其获得补偿因战争而丧失的利益的权利,这就是说,对于我们本应通过脑力、体力劳动而理所当然获得到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加以补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由于11年的监禁失去了青春,有些人丧失了劳动能力成为残废等等。总之,我们许多人由于这场战争失去了一切。因而,政府有责任对我们遭受的损害加以补偿,并进行合理的清算。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我们时刻怀念的祖国日本,但是对于明天的生活却没有信心和把握。因为我们长期离开祖国,丧失了就职的有利条件,不得不从新开始。然而,我们缺乏社会经验,还要承担家庭的主要责任……

  我们面临着许多困难。

  综上所述,希望政府体察我们的现实情况,理解我们的恳切心情,容纳我们的要求,给我们以生存保障,并使其迅速加以解决。在此,陈述我们的各项要求以示请愿:

  一、对全体人员一律支付自停战起至归国期间的“特别未归还者的津贴”。

  二、支付全部的复员津贴或退职金。

  三、保证全体归国人员就职;并支付至就职为止的生活费,立即解决无家可归者的住宅。

  四、对战争、监禁中的负伤者、患者支付全部医疗费、疗养费。对已故人员的遗属支付抚恤金或补助金。

  为了解决归还者与政府之间的交涉事项,政府须承认归还者的代表人,交涉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

  日本政府对归还者的这些要求曾经拒绝接受。后来归还者聚集在国会前进行了抗议斗争。日本国会不得不召开非常会议,研究决定接受归还者们提出的部分要求。

  第二批归还者到达舞鹤港后,日本政府借口“不许旅居中国日本侨民入境”,曾经拒绝296名归还者入境。归还者代表小山一郎和宫崎弘在信中详细叙述了他们在舞鹤港进行数十天抗议斗争的经过。

  最后,他们写道:“中国诸位,回国后我们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但是,我们将为了受中国人民教育而晓知的真理作斗争,做一个诚实的人,好好生活。”

  第三批回国的354名归还者到了舞鹤港之后,要求政府在发放退伍金之前先发生活费。他们没有离开港口,在码头进行了为期4天的抗议斗争,并得到了日本各阶层广泛的支持和声援。最后,日本国会不得不采纳他们的部分要求。

  当日本战犯们回到日夜想念的祖国后发现,他们所面临的是艰难的生存环境。有些人在战争中失去了家人和住房,他们无处安身。他们要找工作时,雇主了解他们身份后,以在中国“洗过大脑的人”为由拒绝聘用。梦里怀念的祖国,对他们是冷酷无情。他们自踏上祖国大地就成为被歧视和监视的对象。他们在日本社会无立足之地。为了生存必须斗争,为了斗争就必须团结,这是1000余名归还者的共同感受和要求。

  前日本陆军第39师团中队长宫永正三等人为了生存,联系全国各地归还者,准备一年之后,于1957年9月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本部设在东京,全国各地分设54个分部。会长是被判18年有期徒刑后提前6年被释放的原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

  归还者联络会会规第二条规定:

  “本会是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并犯下各种罪行的人组成,本会的宗旨是本着人道主义,反省过去罪行,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推进日中友好。”

  1000余名归还者在40余年来始终坚持联络会宗旨,为中日友好积极工作。

  日本战犯被赦免释放回国时,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正在抬头。从二战后被列为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法庭判刑后释放出来又重新登上日本政坛的岸信介,把在朝鲜战争期间在美国怂恿下建立的警察预备队改编为自卫队,并用现代化武器装备了日本陆海空军。归还者们与妄图重走战争之路的军国主义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站在斗争前列的是藤田茂会长。他为了唤起民众的反战和平运动意识,先后5次巡回全国各地进行讲演,他反省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的同时,揭露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全国各地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也纷纷在各地举行演讲会,在日本全国各地掀起了反战和维护和平的斗争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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