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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我们还讲述了美国在朝鲜败下阵后提出停战谈判等国际形势,讲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严酷的战争洗礼不断壮大,并成为强大的人民军队的历史。我们列举了在武器和兵力方面处于绝对劣势的工农红军坚持8年抗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只有100万兵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800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事实,向他们讲明正义的战争必将取得胜利,而非正义的战争终究要失败的道理。

  参加学习小组的日本战犯们,通过学习了解了被“武士道”宣传歪曲的历史和许多前所未知的事实,他们开始冷静地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我们针对这些变化,提出了3个思考问题。

  1.是谁把你们推向战争之路,使你们处在今天的境地?
  2.迄今崇拜的日本天皇,为日本人民带来了什么恩惠?
  3.要踏上新的人生之路,应该怎么办?

  提出上述思考题后,为了打消战犯们的顾虑,我们又反复解释了“只恨罪行不憎恶本人”、“改过就有出路”的一贯政策。由于耐心的启发和诱导,使日本战犯能够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罪行和天皇的罪恶,这对抗拒改造的日本战犯来讲是很大的进步。特别是每天早晨都要为天皇祈祷的日本战犯,开始批判天皇,这是他们思想上的一大转变。

  人的思想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可能一朝一夕或通过一两次教育就能改变,而是要经过无数次的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阶段。认识到这些我们努力克服急躁情绪,每天下午谈上午学习的心得体会是例行公事。有一次,当我宣布请大家谈心得体会,一位少尉战犯三轮敬一立即起立反问道:“如果今天的学习是‘命令’,我将服从,如不是我将退出。因为我还得研究我的哲学呢。”

  三轮敬一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后,专门从事过民族问题的研究。他在认识战争的社会根源时经过了肯定——否定——再肯定的反复过程。有一次,他主张战争的根源是民族间的矛盾,并以此辩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结果遭到批驳后他提出退出学习小组。

  “学习是自愿的,你可以退出。”我同意了他的要求。人的思维是不能压制的。

  日本战犯中有许多人对战争的根源与三轮敬一有同感。如果战争的根源在于民族之间的矛盾,那么大和民族和中华民族之间有何种矛盾呢?

  我向战犯们阐述了我的见解。我说:“三轮敬一说战争的根源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那么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是怎么发生的?是因为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矛盾而发生的吗?中国和日本有大海相隔,不存在领土纷争问题,中国人也没有去日本抢来什么。那又为什么日本人越过大洋,用武力霸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财产、杀害中国人?”

  学习小组的日本战犯们显示出洗耳恭听的样子。

  我接着讲:“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没有丝毫的矛盾,所以数千年来和睦相处。两个民族矛盾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是日本财间集团贪图中国的资源而越过海洋到中国来发动战争后两国反目为仇的。但是人民没有罪,罪责是在社会制度和统治集团。”

  学习就是在这种辩论中进行,由于辩论层次的深化,学习小组成员们的意识也有所转变。每当他们表现出认识上的进步时,我们都要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

  我们根据参加学习小组的日本战犯们思想意识转变的情况,逐步把批判的重点由抽象性的谴责引导到坦白个人罪行上。

  我们指出:“军国主义不是抽象的空壳子,说到底存在炮制军国主义的人,有实施的指挥者,也有实践的部下。那么你们属于哪一类人,为军国主义干了什么呢?”

  提出这样的问题后,我们又反复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这时表现较好的是战犯大尉大队长宫崎弘。他的父亲是渔夫,母亲是纺织工。他在父母千辛万苦的关怀下,从师范大学毕业,而后被征为学徒兵到中国参战。他说,他在扫荡中国共产党游击队的战斗中立过功,还为了图晋升快,杀害了300余名无辜的中国百姓,也杀过共产党员。他“坦白”了自己“罪行”后,还流着泪谴责天皇制度。

  他说:“我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恶魔,应当受到枪毙。把我推向罪恶之路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天皇制度。我是为了揭露这个制度和消灭它,才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因而死而无悔。”

  宫崎弘的一番话,使学习小组里其他日本战犯惊呆了。杀了这么多人的刽子手,中国政府还能让他活下去吗?战犯们用恐怖和疑惑的目光面面相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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