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十五最后的斗争(6)

十五最后的斗争(6)

　　《多余的话》光辉之外，仅就其严格地解剖自己这一点来说，大体有两层意思。一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对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以至文艺观的剖析中，都有极其精辟的见解。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一、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表示：“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正是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很快转到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也承认“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歧路交错着”。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表示他坚信共产主义，主张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对于为了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完全赞同。他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级。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正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原理产生的极大的兴味，所以，“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瞿秋白在这方面的业绩，文献事实俱在，将永远彪炳史册。尤其应当指出，瞿秋白直到临危之际，也丝毫没有改变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

　　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二、严格地解剖自己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世界观还未能脱净“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即小资产阶级意识，因而说自己是“脆弱的二元人物”，存在很多的弱点。他深刻地剖析了自己思想上存在的无产阶级意识与小资产阶级意识之间，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他说：“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瞿秋白通过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所得到的教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坦荡无私的崇高品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一切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必须遵循的原则。瞿秋白通过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总结，达到了这样的认识，正是他思想的光辉之处。他在《多余的话》中告诫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指的就是不要保留“异己的”思想意识，不要做“二元人物”，而要做真正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战士。

　　三、勇于承担责任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贡献和功绩，几乎很少提及。当着无法回避、不得不写的时候，他也只是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是“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

　　对于自己所犯的“左”倾盲动错误，他异常痛心，以致在《多余的话》中，反复地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行了最巨大的转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中国一般的革命形势，从1927年3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开始低落；……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负主要责任——在1928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对待自己所犯错误的正确态度。对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他也从自己方面加以总结，得出有益的教训。他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致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瞿秋白的自我批评态度是老老实实，光明磊落的，是值得人们景仰，并且经受得住历史的严峻考验的。同那种标榜一贯正确，文过饰非，诿过于人，归功于己的人相比，何若霄壤之别！

　　四、关怀党和革命事业，热爱战友和同志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党和革命事业，以及对同志和战友充满了阶级感情。他说：“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我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他还说：“永别了美丽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比以前更光明了。”他热爱妻子、女儿，更热爱天下劳苦大众；他眷恋青山，秀水，花朵，果实，工厂，烟囱，月亮——美丽的世界的一切，他都深爱！唯其爱同志爱得这样深沉，才能恨敌人恨得那样强烈，才能面对死亡，镇定从容。

　　瞿秋白对于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同鲁迅一起从事文化斗争所做的重要贡献，无论在“口供”“笔供”，还是在《多余的话》中，都一字不提，只是说他离开中央政治局以后“告了长假休养医病”，“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时间”，他被俘后写给鲁迅和周建人的信是化名、暗语，采取了周密的安全措施；他对国民党的记者谈话，说鲁迅“只能算为同路人”，有意为鲁迅开脱。苦心孤诣，成功地保护了鲁迅，保护了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和同志。按照某些批判家的一厢情愿，瞿秋白如果要向国民党当局邀功请赏，换取活命，他是可以把鲁迅和白区的同志、朋友们轻而易举地送进监狱的。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瞿秋白热爱党，热爱同志，热爱战友；他的高风亮节，足以传之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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