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七江南一燕(5)

七江南一燕(5)

　　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所提倡的东方文化优越论，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学习西方的革命文化，反对中国的革命派，特别是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工具，曾经受到李大钊的批判。1923年3月，瞿秋白写《东方文化和世界革命》一文，进一步批判东方文化派的封建主义哲学。“所谓东方文化，第一种元素，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①；“第二种因素，是畸型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②，中国的“军阀制度，由先得政治地位进而行经济侵略，剥削商民，压迫劳动者，不但简直和封建诸侯相似，而且出封建诸侯更可怕”^③。各地军阀的征调劳役，残杀奸淫，拘禁铐掠，与封建诸侯对待农奴手段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这些“岂非中国社会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铁证！中国‘东方文化派’的学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肮脏东西，人间地狱？”^④“第三种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⑤，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日陷于绝对臣服的地位”，对于中国资本主义，“总观起来，他决不能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分的发展”，“所助的‘国内的’资产阶级，亦正是依赖外国资本为生的资产阶级”^⑥。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同样采取公开的野蛮政策。

　　①②③《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④⑤⑥《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1922年，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外国老爷竟放出猎狗来噬啮工人，此等现象只有‘东方’殖民地上可以发现，自古以来无论天灾战祸弄得人烟断绝，禽兽横行，也只有乌鸦啄白骨，野狗啃死人的惨状，决比不上故意纵犬吞噬将活人当狐兔一般看待的新奇，真可算是东方文化的特色！”^①瞿秋白辩证地历史地论证了东西方文化由发展走向衰落的过程，指出：“所谓东方文化的‘恶性’决非绝对的，宗法社会的伦理也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但是他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西方之资产阶级文化，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大动力。但是他既成资产阶级的独裁制，为人类文化进步之巨魔，所以也成了苟延残喘的废物。”^②世界未来的新的文化，究竟向哪里去？瞿秋白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方西方两文化融铸为一；然亦就此而发生全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子手”。^③“等到私有制绝对废除，阶级消灭时，科学愈发明，则体力劳苦的工作愈可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为‘求生’的时间愈少，则为‘求乐’的时间亦愈多了。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呢。”^④

　　为了达到这个光明的境地，必须进行革命，“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⑤

　　①《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②③④⑤《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同年11月8日，瞿秋白写《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进一步批判东方文化派。文章开头即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哴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①人类有工具而营共同生活，是文明的开始；因有文明而阶级分化，于是共同生活不得和谐，似乎是文明的末日。可是，实际上，文明并无末日，被统治阶级以文明为武器而创造新的文明，而加速统治阶级末日的到来。可见，文明本身始终是人类所必需，只有垂死的统治阶级，才觉得文明的进步可怕，可以危及其统治，才高呼“向后转”，还要自命为精神文明。中国的老子，西方的基督，卢梭和托尔斯泰，都是“向后转”派的代表者。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基督也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都用不着关心，用不着问；不要想那明天。”卢梭则认为，随着科学艺术的进步心灵将日益堕落，只有无知无识的乐园，才是永久的贤德所生之地。托尔斯泰根据贵族式的思想，要抛弃技术文明，回到草昧时代去。因为他所认识的快感，仅仅是农村里的宗法社会；他所认识的劳动动机，仅仅是农奴背上的鞭策。然而，不论是托尔斯泰主义中的农村，还是章士钊的“农村立国论”里的农村，至少要用锄和犁，那便是物质的技术文明。即使承认“无为”的世界是幸福的乐园，也无法在现实生活里寻到恢复它的方法。物质文明仍旧在可能的范围里进步。譬如清朝广东进贡的方法，比那“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唐明皇采荔枝的方法就聪明得多了。瞿秋白指出，历史上的中国，当农民举行暴动，大杀贪官污吏时，口号叫“‘四海之内皆狗彘也’！精神文明未必十分高尚；到那时一切无为、清净、礼教或‘宋学’都已失去威权。这样看来，物质文明始终统辖着精神文明”^②。瞿秋白用辛辣的笔，戳穿了那些高唱“精神文明”的伪君子们：“现代的中国里，‘最高尚有道德知识的精神文明派’自己日常的行为，刚刚与口头的议论相反，时时刻刻在那里促进他们所反对的物质文明之发展：如买火车票，点电灯，用自来水，穿洋布等……反对最激烈的人自己尚且如此！新宋学当然未产而先‘流’了”^③。东方文化派所要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殊不知道社会主义的科学正是彻底的以因果律应用之于社会现象，或所谓‘精神文明’的。”^④人们掌握了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就能够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创造全新的文明世界。结论是：

　　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人类什么时候能从必然世界跃入自由世界，——

　　那时科学的技术文明便能进于艺术的技术文明。

　　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⑤

　　①《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1月10日。
　　②③④⑤《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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