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七江南一燕(4)

七江南一燕(4)

　　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呈现着各种社会因素迅速分化、形成和重新组合的迷离复杂的状态，如何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瞿秋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首先从经济领域，即从帝国主义侵略制造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入手，来观察和探索中国社会。他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主要不是原来经济关系的产物，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适应外国帝国主义，而不适应中国的经济生活，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客观上势必成为帝国主义的对抗力。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具有特异性，分成“官僚资产阶级”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出卖中国独立和主权，造成官僚军阀割据局面，破坏民族经济的发展，是革命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既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制束缚，又不能不依赖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因而有革命性，又有妥协动摇性。这就决定了这个阶级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国民革命的重任，就不能不由无产阶级承担了。

　　瞿秋白把握了时代特点，把握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异性，在1923年就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应当而且必然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党的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但未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二大以后党内许多同志都在探索这个问题。瞿秋白最先提出并阐述了这个问题。1923年2月，他指出：“务使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在无产阶级之中则共产党取得指导者的地位。”^①无产阶级应当以自己为主体，联合一切劳动群众（农民、小资产阶级等），“以事实，以行动，以实际经验，包罗一切种种革命派之要求，导之向真革命，而后能有实力作战；——如此，方能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此种革命的总原则，当于实际的环境中，察社会内之变象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口号运用之。”^②随后，在他所起草的三大党纲、《新青年之新宣言》和《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等文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同时此种绝对资产阶级性的所谓‘民族民主革命’却非借重国际的及国内的无产阶级不可。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③。

　　①^②《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25日。
　　③《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是和他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状况的研究分不开的。他指出，农业经济是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是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亿万“可怜的中国农民，尤其是佃农，受着外国，督军警吏土豪大田主筹四五重的压迫，田也种不成了，饭也吃不饱了，妻儿男女也养不活了……真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①。他们要活就要反抗官府。基于对中国封建宗法制的深刻透彻的认识，他对农民问题倾注了极大的注意力，他是党的最早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袖之一。早在1922年3月，他在莫斯科时就根据俄国革命经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②回国以后，他明确指出，农民是国民革命的基本力量，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③。但是，“农民受了千百余年精神上物质上的剥削，头脑里只有水浒式的‘官逼民反’，而没有结合城市劳工为正当的群众组织及群众运动。”^④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唤起他们的觉悟，并解决其土地问题，“才有真正的民治运动，才能推翻军阀，解放中国”^⑤。

　　①《向导》第35期，1923年8月8日。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三大党纲草案（1923年8月起草）。《六大以前》第698页。
　　④⑤《向导》第35期，1923年8月8日。

　　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为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瞿秋白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政治上的结果，是给中国制造了现代式的军阀政府。民元以后，各派军阀的上台和下台，割据和混战，以及数不清的政变、毁法、制宪、贿选等种种政治斗争，都是封建的分散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侵略政策的必然产物。这就是中国社会动荡纷乱和人民极端痛苦的政治根源。瞿秋白根据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剖析，指出在中国幻想依靠国会、立宪等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必须革命。

　　到1923年秋，瞿秋白已经形成这样的革命指导思想：“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民主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服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预防资产阶级的畏怯。”^①在领导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断然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之阶级的独立”^②，“参加并促进国民革命，是现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职任”^③。瞿秋白进一步指出，“中国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此的去参加民主主义的群众政治总运动，并劳工阶级的经济运动，绝不使政治经济相离，他那时必定能成群众的政党。”^④“于这一过程中世界的社会革命同时必努力提携中国的国民运动；中国国民运动里的最大多数的社会力量因之可以急速的长成，而与世界社会革命结合。不论这中间要经多少波折，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激荡，而结果那最终的胜利必定在世界及国内的无产阶级。”^⑤

　　①②③④⑤《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文化思想是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瞿秋白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同时，始终把目光紧紧盯住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张君劢、丁文江、胡适、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抛出各种各样的理论，诱惑青年，企图把历史引向歧途。面对这种攻击，瞿秋白总是站在前列，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说：“这不但是中国无产阶级最高之命令，不能不服从，而且是中国民族——国民革命之利益所要求的。如果说我喜欢得罪伟人，那么，我可以顺便在这里‘道歉’一声，只好根据于孔夫子的圣经贤传，说声‘大义灭亲’了！况且我这些文章公布已久，从不看见他们公开的直接的答复，足见已是理屈辞穷，不敢接受我的挑战。”^①

　　①《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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