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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遇到残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了。”

  基于上述认识,“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居然把十九路军领导人反对蒋介石的斗争,看作是军阀、反革命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因而,他们不是采取联合十九路军共同反对蒋介石的方针,而是采取坐山观虎斗,任凭他们去争斗的策略。在军事战略上不是抓住有利战机,采取主动的战略配合,以打击蒋介石军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竭力主张我党应履行《初步协定》,当潘汉年在闽省努力贯彻这一主张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则强调,“要先叫十九路军吃一点亏,我们再帮助他们,那他在与我党合作中价钱就便宜了”。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潘汉年力图在军事上实行与十九路军合作的种种努力,未得到满意的结果。

  尽管如此,他在这场事变中所表现出来的折冲樽俎的应变能力,出神入化的情报手段,都已为许多人佩服。据陈公培等人回忆,潘汉年通过与中共有情报关系的梅龚彬、陈公培等人了解了福建人民政府的内部情况,他把情报密写在一本”帐本”上,交给中共入闽参加贸易谈判的赖祖烈,送回中央苏区,并两次起草电报,由黄火青翻译成密码报告中央。在这期间,潘汉年还应福建政府领导人的要求,多次致电党中央,转达他们要求派遣红军支援的愿望。潘汉年这种诚恳的态度,实实在在的工作,也为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领导人所信任,这就是后来潘与他们始终保持友谊,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胜利之际鼓励、帮助他们成功地走向新生之路的一个历史渊源。

  1933年11月底,蒋介石从南京、江浙及入赣“进剿”的北路军中,抽调其嫡系部队,分三路入闽,并集中海空军及炮兵的优势力量,以武力镇压闽变。孤立无援的十九路军被动应战,终于在1934年1月中旬惨遭失败。成立仅54天的人民政府就此夭折。

  就在蒋介石军队进驻福州的前一天,1月15日,潘汉年与程冠棋、梅龚彬、刘叔棋等人,经化装,坐车至马尾,在马尾港登上一艘日本商船,潜赴香港。此时,潘汉年已从福建政府失败的沉痛教训中开始认识到了统一战线政策正确与否的重要性了。为了保持同十九路军将领的联系,潘汉年让梅龚彬留驻香港,继续这方面的工作,同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将与他们联系的电台呼号和密码,转交在香港的十九路军将领和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他自己按中央指定的交通路线,经上海重返瑞金。等待他的,又是一桩重要的也是他能够胜任的工作。

  二、“突击队长”的风波

  潘汉年返回江西之时,正是中央工农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

  1934年1月中旬,蒋介石用武力解决了闽变,便立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战略攻势。镇压了十九路军的蒋介石主力部队,调转枪口,采取“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策略,全力“进剿”红军。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红军处处被动。4月底,敌北路军打开了中央苏区的北面门户——广昌。紧接着,敌人兵分六路,向中央苏区的中心逼近,形势十分严峻。为了支持前方,扩大红军就成了当时后方的中心工作。中央抽调一批干部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到各县去工作,落实中央提出的“扩红”任务。潘汉年是被派往杨殷县的“突击队长”。

  杨殷是赣南一个边县,其县名是为纪念1929年与彭湃一起牺牲的杨殷烈士而设。因为该县紧挨白区,是典型的红白交错之地,情况比较复杂。加之国民党特务的猖狂活动,比如造谣惑众,煽动反赤,秘密暗杀事件不断发生,所以群众情绪低落,“扩红”阻力很大。潘汉年到杨殷后,深入群众,切切实实地了解情况,发现当地老百姓听说“扩红”,不少壮丁跑到山里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分配的“扩红”任务很难完成。于是,潘汉年将此情况如实地向李维汉汇报。李维汉,即罗迈,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的“扩红”工作当时由李维汉负责。潘汉年将上述情况汇报之后,还实事求是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求边县像中心区一样完成“扩红”的指标和任务是不可能的。李维汉听了,就说潘汉年右倾,把他的“突击队长”给撤掉了。这是潘汉年在党内第一次受到的撤职处分。作为一名老党员,他还是服从组织处理,从杨殷县经于都返回瑞金待命。

  不过,潘汉年被撤销“突击队长”之职,并没有对他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那个时候,党内被撤销职位的人远不止潘汉年一个,像毛泽东这样的中央苏区党和军队最高领导人,也遭到不应有的打击,给撤了职、夺了权。惩处党内干部,进而冠之以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对“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来说,实在是家常便饭。潘汉年虽然不平,但却也并不介意,回瑞金后,他继续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一职,干他的老本行。时隔不久,潘汉年被委派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赴粤与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进行停战谈判。

  陈济棠,字伯南,是广东省防城县人,早年追随邓铿,参加同盟会。历经护法、护国运动和讨伐陈炯明等战役,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师长。大革命失败后投靠蒋介石,任第四军军长,成为粤军首领。1932年,陈济棠被任命为江西“剿匪”南路总司令,配合蒋介石“剿共”大军,驻守江西省会昌县筠门岭以南地区。但陈对蒋介石消灭异己的企图早有戒心。他知道,蒋介石让粤军在南线进攻红军,同他对待十九路军的用意如出一辙,使的是一箭双雕之计。陈协助蒋的嫡系打败了红军,便顺势入粤抄他的老巢。为了保存实力,不让蒋介石阴谋得逞,陈济棠采取了同红军“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与红军取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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