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五章艰难的历程

第五章艰难的历程(1)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在强敌的围追堵截下遭受了巨大损失。到十二月一日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时，中央红军已损失过半，由长征开始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

　　十二月初，敌人调集四十万军队，准备围歼我向湘西转移的红军。在这危急时刻，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中央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放弃原定向湘西前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城召开了扩大会议，揭发、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极端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回顾这段艰难的历程，我深切地体会到，遵义会议确实是我们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前，红军处处被动挨打，损失惨重；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才逐步摆脱了困境，主动制敌，取得节节胜利。

　　§长征途中的苦与乐

　　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举世闻名。许多亲历这段艰苦岁月的老同志已有很多回忆文章，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赘述，仅记下几件留给我印象较深的事情。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傍晚，我和营长彭绍辉奉命率红三军团教导营从江西干都出发，随军团部一起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当时我的脚伤还未完全康复，又患了疟疾，身体很虚弱；临出发这一天，偏偏疟疾又发作，发高烧到三十九度多，昏昏沉沉地半睡半醒，无法行动。彭绍辉营长非常焦急，生怕上级知道我发病把我留下，悄悄地找来一付担架，派了五六个战士轮流抬着我行进。就这样我带着病告别转战多年的中央苏区，踏上了艰难的征途。

　　第二天上午，我退了烧，虽然身体仍很虚弱，但还能支撑着行动。说也奇怪，此后行军、战斗日益紧张、艰苦，一直到长征结束，我却再没有发过疟疾，也没有再坐过担架。我真感谢彭绍辉把我带出了苏区，没有把我撂下。彭绍辉有时也对我开玩笑地说：“老李，你命大，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你，把疟疾虫也赶跑了。”

　　下午，军团供给部给每个人发了一套新棉衣，还补充了一批子弹和手榴弹。干部和学员都兴奋地议论着：“又要打大仗了。”因为南方的十月还是金秋季节，天气并不寒冷，这么早就发下棉衣，还补充弹药，所以大家凭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经验判断，估计这次转移可能又是要“诱敌深入”或“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灭它，个个情绪很高，作好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可是，由于当时“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对这次战略转移心中无数，没有全局的安排，即匆促决定转移，至于转移到哪里，怎样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都拿不出预定的可行方案。而且，他们借口“严格保密”，使各级干部（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至广大战士、群众，都不明战略意图，只是在“实行战略转移”、“打破敌人的反革命围剿”这些动听的口号下，胡乱地猜测，盲目地行动。大家只懂得夜行晓宿，走到哪里算哪里，一级听从一级的指挥而已，发挥不了积极性和主动性。

　　长征前，我们三军团没有设后勤部，只役供给部和卫生部；长征时，临时将供给部、卫生部、医院和教导营、山炮营编成后勤部队，任命唐延杰为司令员，负责组织指挥；由我们教导营担任后卫掩护任务。供给部负责整个军团的粮秣油盐、被服装备的供应保障和财务收支，挑夫担子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装有银元、钞票的担子。卫生部、医院装有药品和医疗用品的挑夫担子也很多，还有抬着重伤病员的担架队，人数也不少。

　　这支后勤队伍本来负担就不轻，加之当时错误的中央领导者搞“大搬家式”的转移，什么东西都要求带着，连打沙县时缴获那个兵工厂修枪、造子弹的笨重机器也都要卸下来抬着走，更增加了后勤部队的负担。还有，军团山炮营的几门山炮本来炮弹不多，用处并不大，这种又笨又重的大家伙，没有骡马挽拽，全靠人力抬扛，更是累煞了人，但上级命令全部带走，想丢也不敢丢，只好勉强抬着走。

　　更烦人的是中央机关组成的中央纵队比我们军团的辎重更多，什么文件箱、印刷机、制币机……坛坛罐罐许多东西都带着，行动比我们更缓慢，有时挡住了去路，有时相遇又要给他们让路，就这样走走停停，一天只能走几十里，甚至只走一二十里，行动非常困难。尤其是进入冬季，天寒地冻，雨雪又多，我们到了广西、贵州山区，到处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部队连续行军、作战，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体力不支，行动就更为艰难。记得我们进入广西苗族地区的一天晚上，部队翻越一座大山，走在我们前面的山炮营下山刚到半山腰，太累了，走不动，他们怕后续部队超过他们，把他们甩掉，就把山炮的炮身、炮架横七竖八地堵在山道上，互相依偎在炮旁睡觉了。

　　这一堵，我们跟在后面的教导营和卫生部、医院都过不去了。开始我们以为前头部队稍休息一会再走，没料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动静。彭绍辉营长等急了，传话催促前面部队快走，队伍就是动不了。我急忙赶到前面察看，才知道是山炮营睡觉挡了道。我又气又急，连拉带拽地把他们一个个叫醒，可是这个刚站起来，那个又躺了下去，实在是拖得太疲劳了，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回来把情况一说，彭绍辉气得直跺着脚骂，我只好劝他等天亮再说，部队原地休息。半夜里，雨浙渐沥沥地下个不停，我们就在雨中站着、蹲着煞了一夜。天亮后，部队继续赶路，山顶的部队派人下来报告，昨晚有三个同志冻死在山上，我鼻子一酸，泪水不禁滚落在湿漉漉的山道上。心想，要是昨晚他们下了山，也许不会冻死。可是，这该怨谁呢？两个月来，我憋了一肚子气，回想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特别是第二、三次反“围剿”战斗中，我们千里行军，在敌军包围中穿梭往来，轻轻松松，说走就走，要打就打，机动灵活，那有象现在这样乌龟似地爬行，摆着一付挨打受气的架势？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黎平会议后，中央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部队进行轻装，把兵工厂的机器和山炮营部分破旧的山炮等笨重的东西以及不必要的担子都沉到河里或掩埋掉，将许多身强力壮的挑夫充实到战斗部队中去，队伍精干了，行动也轻便多了。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党中央领导彻底改变了“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战略，从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机动灵活地在“追剿”的敌群中穿插往来，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我也好似拨开了迷雾，见到了春天，心情逐渐开朗了。在此期间，我们教导营参加了土城、鲁班场、会理等战斗，都本着“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不硬拚，不恋战，消灭一部分敌人，达到战斗目的后就主动撤出，打得非常灵活，伤亡也少，部队士气又高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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