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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胜利与挫折(12)


  彭德怀、滕代远奉命指挥这次决战。他们遵照中革军委十月二十一日的作战命令,以红五军团为主力,向资溪桥和潭头市发起攻击,力图牵动敌人;同时,将红三军团部署在石峡、洵口之线;一军团集结在湖坊地区,准备在敌人被牵动时对其猛烈突击,歼灭敌人。可是,薛、周两敌十分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进,很少出击。我军对敌攻击了四天,既未能牵动敌人,也未能占领资溪桥和潭头市。而我军主力部队却摆在敌人堡垒周围,白天遭敌机轰炸,晚上露天宿营,疲惫不堪。二十六日,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在资溪桥地区与敌人决战的计划。

  当我军在资溪桥地区进行消耗战时,彭德怀、滕代远鉴于在中革军委错误的战略方针指导和错误的军事指挥下,部队反“围剿”战斗步步被动的局面,于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三天内连续三次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其主要内容是:在敌人大举集中、并利用堡垒掩护谨慎稳进的情况下,我军能在敌运动中将敌各个击破的机会减少。因此,红军应充实和集中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地带,在战略上向东北之金溪、贵溪、东乡、景德镇一带挺进,首先消灭浙赣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部,建立东北作战区,进而威胁江苏、浙江、安徽等敌人心脏地区,调动敌主力部队北进而离开中央苏区。当前,在敌人碉堡林立、工事相当坚固的情况下,我军切忌将主力部队摆在敌垒周围。

  彭、滕还提出,要使群众了解战争的意义,广泛动员起来配合红军,封锁扰敌,截敌捉敌,夜间袭敌,使所有男女、老少都为保卫苏区而战,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而战。从而使红军能够集中兵力,机动秘密,出敌不意地打击消灭敌人,夺取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最后,他们恳切希望中革军委领导“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这些意见。但是犯“左”倾错误的中革军委领导人认为彭、滕的意见肯定“目前是不能实行的”。十月二十七日,项英电告朱德、周恩来:“军委已决定了战役问题,望转告彭、滕,停止建议。”不久,滕代远被调出红三军团,彭德怀的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也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免去。

  自一九三三年十月初,三军团奉调返回江西之后,东方军在福建的部队没有主力的支撑,发挥不了作用,无法打击、歼灭陷于孤立的军阀刘和鼎、

  卢兴邦部队,而三军团在“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指挥下,虽奋力苦战于黎川周围的硝石、资溪桥地区,并一度转战于浒湾、琅琚、琅玕一线,但打的大多是消耗战,不仅没有在根据地之外歼灭和阻止敌人,反而丢失了若干地方,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实行冒险进攻遭到失败后,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畏敌如虎,既不敢向敌人无堡垒的地区打出去,又不敢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放进根据地内各个歼灭,而是实行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保守主义战法。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下旬起,在广昌至泰宁一百多公里的宽大正面上,构筑防御工事,进行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企图以此消耗敌人的力量,阻止敌人的进攻,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恰在此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因不满蒋介石对外卖国投降、对内排斥异己的政策,于十一月二十日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对于我们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为有利。可惜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同样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没有积极支援十九路军,坐失一个打击、消灭蒋介石反动军队、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大好时机。

  这里要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与十九路军通过斗争求得联合的一些历史情况: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发生了淞沪战争。驻上海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官兵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救国浪潮的推动下,违抗蒋介石不准抗日的旨意,奋起应战。从一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一日打了三十三天,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在战斗中,由于蒋介石驻苏浙嫡系部队六十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坐视十九路军孤军苦斗,且克扣其军饷及海内外同胞捐赠的款项物资,使十九路军的抗战更陷于困境。三月三日,国际联盟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蒋介石求之不得,马上逼迫十九路军撤离阵地,在英美帝国主义的策划下,与日本侵略军和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将上海变为“自由市”,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等等,实际上出卖了上海,牺牲了国家主权。

  停战后,蒋介石决心对“违令”抗日的非嫡系部队十九路军加以整肃。他本想把十九路军先调离宁沪,然后进行肢解,未达目的,乃改令十九路军到福建打红军,阴谋以十九路军消灭红军,或假红军之手消灭十九路军,或使两败俱伤,他好一箭双雕,坐收渔人之利。一九三二年五、六月间,十九路军调到福建之后,背靠大海无处可走,面向苏区进退两难。当时十九路军广大士兵要求抗日,不愿打内战。

  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也知道“剿共”不能取胜,但从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出发,还妄想排除共产党和红军势力出闽西,在福建搞个“模范省”,统一全国政权,联络广东、广西新军阀,在福建造成割据偏安之势。所以,他们在漳州、厦门登陆立足后,仍然服从蒋介石的调遣,利用我主力红军在江西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战斗、闽西武装力量薄弱的时机,以七十八师区寿年部为先头部队,六十师沈光汉部后续,并调动闽西、闽南的土著军阀杂牌部队和反动民团,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行动,不断进犯、蚕食我闽西苏区和闽南游击区,于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侵占我龙岩,四、五月间又占我连城、新泉等大片苏区,并积极准备进攻我汀州城。

  一九三三年七月,我东方军围攻泉上,威逼清流卢兴邦部时,驻连城的七十八师区寿年部派出一个团增援清流,被我击溃;八、九月间,我东方军围攻延平国民党五十六师刘和鼎部时,十九路军又令六十一师郑为辑团前往增援,蔡廷锴还亲率补充师谭启秀部进至水口、尤溪口一线待机增援,均被我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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