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四章胜利与挫折(11)

第四章胜利与挫折(11)

　　当时部队绝大多数同志是农民出身，而他们却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问其是否具备干部条件，只要是无产阶级成分的就提拔。除了长沙、安源的一些矿工外，手工业工人也照样提拔起来，而且一下子就提为团、师政委，担任高级领导职务，这样，就大大削弱了部队的作战指挥和政治工作。同时，他们还大搞“查田查阶级”运动，查到谁是地主阶级出身，不问是否属实，表现如何，斗争历史多久，就说谁是阶级异己分子，将他们开除出红军，摧残了许多有用之才。

　　他们刚刚进行过“肃反”运动，又以反“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主义”、“两面派”等各种罪名，大搞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对不坚决执行他们的错误主张，而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的好干部则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批地进行惩罚和撤换，随意提拔同他们气味相投、只知随声附和的人，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作风。家长制横行，一言堂成风。尤其是在福建、江西和红军中反对所谓“罗明路线”，打击面更宽，影响更坏，危害也更大。

　　事实真相是：一九三三年，罗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并组织“中共前敌委员会”以指导前线的工作。他对闽西情况比较熟悉，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大胆地向党中央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谈到要积极坚持岩（龙岩）永（永定）杭（上杭）地区的游击战争，这个边沿地区条件比较困难，“赤化千里，筹款百万”应因地制宜，所有土地税款等收入不能完全集中到国库，应留一部分作为地方的机动费用，否则脱离生产的游击队等人员无法维持生活。还谈到“创造百万铁的红军”也应从闽西的实际情况出发，除动员一部分兵员补充主力红军外，还应动员一部分兵员补充地方武装，以锻炼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更好地保卫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在“扩军”工作中，也要量力而行，因为苏区地方不大，人口不多，几年来动员再动员，扩大再扩大，究竟要动员、扩大到什么程度，需要有个限度，不能无止境地扩大。如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这当然不现实。罗明虽然一再写信给省委转告临时中央，说明前线这些情况，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根本不予考虑，仍坚持要边沿

　　游击区上缴一切税款和扩大百万红军，并认为罗明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是反对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的。于是在组织上普遍开展反罗明线路的斗争，并错误地认为在红军党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尤为重要，只有肃清红军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保障最大限度地巩固与扩大铁的红军，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这样就把地方上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扩大到红军中来，引起东方军内部的严重混乱。

　　当时，不少同志不明真相，被“左”倾空喊的口号所蒙蔽，认为罗明路线是“反革命”，更有认为罗明就是“反革命者”的，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甚至罗明同志从前线回来，连炊事员也不给他做饭吃。他去理发店理发，刚坐下，理发师傅听说他是罗明，马上把他撵走，不给理发。

　　罗明同志被撤了职，还有很多好同志、中高级干部也受到诬害、牵连。如保卫黎川原是我们闽赣军区一个五百人的独立团，后因支援东方军围攻将乐、顺昌，调归前总直接指挥离开黎川，当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周浑元军的三个师进攻黎川时，黎川城内只剩下一个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放弃黎川以保存有生力量是必然的。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根本不体察实情，为了在军队中反“罗明路线”的需要，硬是给闽赣军区肖劲光司令员加上所谓“退却逃跑”、“违抗命令”、“右倾机会主义”等罪名，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军籍，并拘捕交最高法庭组织的“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进行公审，判处五年徒刑（“遵义会议”上已澄清是非，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就是这样大搞惩办主义，以对罪犯和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在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同时，在江西也开展反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唯俊）、古（古柏）等同志的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使许多地方干部和部队干部均受到打击，搞得人人自危，党内、军内恐惧心理和社会不安现象十分严重，大大削弱了东方军的战斗力。这场斗争的实质就是为了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进一步推行其“左顺冒险主义，因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调动了五十万大军，分四路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北路军第八纵队周浑元部已由南城、硝石向我黎川发动进攻，形势十分严峻。

　　恰在此时，国民党十九路军正准备发动福建事变，主动派人与我东方军进行谈判，联合反蒋抗日。闽北军阀刘和鼎、卢兴邦等部失去十九路军的支持，顿时陷于孤立，这个新的形势对革命十分有利。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震惊于九月二十八日黎川一城之失守，不考虑东方军在闽北正值消灭孤立无援的刘和鼎敌军，向无敌人堡垒区大力发展苏区，粉碎敌人“围剿”计划的大好时机，急令东方军立即从将乐、顺昌北上就敌，企图收复黎川，与敌在抗河会战。

　　在“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下，十月四日，作为东方军主力的红三军团只好从前线撤回泰宁集中，翌日向黎川北面的硝石前进。十月六日，当三军团行军到达洵口地区时，不期与敌遭遇，经过三天激战，消灭了敌军第六师赵观涛部第十八旅（三个团缺一个营），生俘敌旅长葛钟山，缴枪一千多支，迫击炮二门。当时，敌第十八旅残存的一个营据守在山顶土寨子，虽然山势很陡，不易爬上去，但山上无水，我们再围困它半天，即可迫使该营就歼。这算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但“左”倾错误的

　　领导者不待困死之敌被歼灭，便命令立即向黎川以北敌人的巩固阵地硝石进攻。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正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中心。当我军进入硝石时，发现已钻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而且，泰宁以北之敌发现我主力在黎川方向，将向我泰宁进攻；黎川、南丰、南城之敌，亦向硝石增援企图夹击我军。我军连续攻击硝石五天不克，处境日益危急，彭德怀当机立断，连电陈词反对继续进攻硝石，十月十三日，敌军四个师已由南城东援，进抵硝石，中革军委鉴于东方军已处于敌人包围的威胁之下，才复电允许三军团撤出硝石返回洵口、莲塘一线，避免遭受严重损失。

　　十月中旬，敌人为打通黎川与硝石的交通，以北路军第三路军第七纵队薛岳部四个师由硝石附近进抵潭头市；第八纵队周浑元部两个师又一个旅，由黎川附近进到资溪桥。这样敌人在十公里距离内集中了近七个师的兵力，企图完成构筑黎川、硝石之间的碉堡封锁线，吸引红军前去进攻，以消耗和消灭红军。中革军委无视敌情这一重大变化，十月十八日，调集第一、三、五军团等部队，要求插到敌人堡垒地带间隙中去，在资溪桥附近与敌决战，以求牵动敌人到堡垒外战斗而消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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