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四章胜利与挫折(7)

第四章胜利与挫折(7)

　　大湖坪整编后，彭德怀仍为红三军团军团长，滕代远仍为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直辖三个师，由原红五军第一、二、三师合编为第四师（原红一师为第十团，红二师为第十一团，红三师为第十二团）；由原红二十一军一部、红七军一部和军团特务营一部合编成第五师；由兴国模范师改编成第六师。每师编三个团，每团编三个营，每营编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我因行走不便，分配到军团教导营先任党总支部书记兼政治教员，不久即任教导营政治委员。

　　教导营直属军团领导，营长先为段连喜，不久由彭绍辉接任。教导营主要担负培养营、连、排级军政干部的任务，平时，各部队将优秀的基层干部和士兵选送到教导营培养训练，战斗中基层干部伤亡较大，缺额时由教导营选派干部补充，这就发挥了储备干部的作用。

　　我刚到教导营时，教导营在宁都的赖村一带根据地进行训练，一九三三年七月后，我和彭绍辉营长即率教导营随“东方军”两度入闽作战，随后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战斗，边战斗边训练，通过总结作战经验和政治工作经验，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

　　§东方军两度入闽

　　早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日，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六月五日的军事训令，作出了《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中央苏区红军，应迅速地求得赣江流域的连续胜利，以夺取赣州、吉安、樟树、南昌、九江等城市为目的”；并要求闽西苏区“应以主力向闽北发展，造成广大的苏区，与赣东北苏区打通，成为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东方一翼”。由于决议通过后不久，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开始，红军主力未能入闽去争取江西“东方一翼”的胜利，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才组成“东方军”入闽。

　　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同，毛泽东同志根据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热潮的新形势，积极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当开向闽浙赣边区，通过援助上海抗战来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的卖国阴谋，以推动全国抗计高潮的发展，同时打通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边区的联系，扩大苏区，扩大红军，为以后反“围剿”准备条件。可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仅不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反而错误地给他加上“反对中央的进攻路线”、“游击主义”、“右倾保守主义”等大帽子，不断排挤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他们借口政府工作的需要，让毛泽东同志到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撤销他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下旬，在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苏维埃主席的同时，免除了他的中革军委主席的职务，只安排他为中革军委十五名委员中的第十二名委员；一九三二年十月，又免去毛泽东同志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党中央在白区难以立足，被迫撤到了中央苏区。五月十二日，中革军委加委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并以军委主席朱德同志率第一方面军在前方指挥作战为由，委任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达八个月之久，指挥全国红军，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更直接地在苏区和红军中得以推行。

　　“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尽管每次胜利都是在周恩来、朱德同志坚决抵制中央的“左”倾错误指挥的情况下取得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但他们却盲目地鼓吹这次胜利是执行他们的“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的结果，从而更助长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左”倾冒险主义在红军中泛滥成灾。

　　王明、博古和项英等人本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特别是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又丝毫不吸收粉碎敌人第一、二、三次“围剿”的丰富经验，更不重视战场指挥者的实际经验，不调查研究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具体情况，盲目地主观地提出许多“左”的口号，确定了许多不能实现的紧急任务：什么“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打正规战”，“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等等，生硬照搬苏联的一套经验。

　　博古等人还竭力依靠、抬高其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九三二年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曾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与王明关系较好。后被苏联情报机关派到中国东北做情报工作，因他在东北呆不住，转到上海，被项英聘为军事顾问），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十月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之后，博古、项英更是放手让他掌握红军的实际指挥权，使他成为包揽军委一切工作的“太上总司令”，从而实际上剥夺了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的军事指挥权。

　　他们提出的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就是把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两个主力部队分开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本来从一九三〇年八月组建红一方面军之后，一、三军团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指挥下，从来没有分开过。两军团并肩作战，互相配合，拧成一股绳，所向披靡，形成一个无坚不摧的拳头砸向敌人。但是，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决策下，两个主力部队被分割，打击敌人的力量被分散。一九三三年夏，他们害怕根据地的坛坛罐罐被敌人打烂，以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于江西的宜黄、乐安、南丰一线，正面牵制崇仁、金溪之敌，看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使它失去机动灵活歼敌的机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又一度以一军团为主改组为“西方军”，节节阻击“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同样失去机动作战的机会）。

　　同时，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下令，以三军团（暂缺红六师）为主，包括福建的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滕代远为政治委员。为配合作战，还命令红三十四师及闽赣军区部分分区的地方武装亦统归彭、滕就近指挥。东方军组成后，七月二日，红三军团即率红四师、五师由江西广昌的头陂地区出发，分两路经新安、丹溪和驿前、石城向福建进军，于七月五日到达宁化以西地区集结，执行收复闽西被国民党十九路军侵占的连城、新泉苏区和开辟闽北新苏区的战斗任务。实际上当时因为没有红一军团的协同配合，东方军虽然奋力苦战，但孤军奋斗，搞得疲劳不堪，未能取得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东方军虽然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但在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东方军彭德怀、滕代远和杨尚昆（滕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因病调离后，杨接任政治委员）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艰苦奋斗，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仍然打了很多胜仗，歼灭了大量敌人，打开了一些城镇，扩大了政治影响，扩大了红军，筹集了大量物资，部分地解决了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穿衣、吃盐等等困难。东方军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