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四章胜利与挫折(6)

第四章胜利与挫折(6)

　　当天黄昏后，彭雪枫就和郭炳生带领五团南返，不料半夜里狂风骤起，电闪雷鸣，大雨如注，伸手不见五指，加上山道崎岖，路旁草深林密，郭炳生就乘机带着特务连几个亲信溜走，逃往乐安投敌，堕落成了可耻的叛徒。我听了彭雪枫的情况介绍，肺都气炸了，后悔没有看透郭炳生这个叛徒的真实嘴脸。过去总认为他作战勇敢，只是作风粗暴、思想方法上有偏激，是可以教育过来的；没想到他在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威胁面前，竟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成了无耻的逃兵、叛徒。

　　郭炳生的叛变激起了全师指战员的极大义愤，大家同声声讨郭炳生的罪行，也一致称赞彭雪枫政委当机立断、机智勇敢地粉碎郭炳生企图欺骗、挟持红五团叛变投敌的阴谋。后来，中革军委为了表彰彭雪枫政委在乐安事变中英勇机智挽救部队的功勋，特授予他一枚光荣的“红星奖章”。

　　彭政委谈完了“乐安事变”的大致经过之后，亲切地察看我右脚腕的伤情，看到我右脚腕连同小腿肿得很粗，局部已化脓溃烂，非常心疼，马上去找军团卫生部医疗主任饶正锡商量，决定马上给我动手术。

　　当时麻醉药品很缺，但怕我在手术中受不住疼痛而休克，彭政委要求给我作全身麻醉。动手术那一天，他一直守护在手术台旁边，看着饶正锡主任给我排除脓血，挖掉溃烂的肌肉，校正扭伤的脚腕关节，上了夹板。手术后，又守护在我的床边等我苏醒过来，他才松了一口气，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现在好多了，没有手术前那样揪心地疼。”他告诉我说：“动手术的时候，你睡着了，但割断三条筋的时候，你的脚都会抽搐，跳一下，跳一下，可见脚筋这东西是很敏感的。”他连说带比划，说罢，哈哈地笑了。他这一笑，我的紧张心情好象也轻松了许多，跟着笑了。

　　彭政委这样关心部属，体现了我军上下级的亲密关系，使我终生难忘，当时要不是彭政委果断地找人给我动了手术，让伤势再恶化下去，右脚可能要锯掉，要是感染上“破伤风”更有致命的危险，是彭政委在危险中挽救了我。

　　手术后不久，我从东韶军团卫生部被转送到宁都后方医院继续治疗，不料十月间又传染上疟疾、痢疾，伤病交加，使本已虚弱的身体更加衰弱，由于当时医疗条件不好，药品少，营养也差，一度病情十分严重，幸好宁都医院尽一切努力抢救，才从死里逃生。

　　十一月间的一天，我在医院里突然遇到一个患疟疾的病号，他是不久前从我的家乡逃出来参加红军的新战士，见了我特别亲热。他告诉我，自从一九三〇年冬红军主力过赣江之后，长沙的国民党军队就经常下乡“清剿”游击队，土豪劣绅又猖狂起来。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军官汤文燕带兵到大溪源抄烧共产党的地下石印局（即印刷厂），路过双坑村将我二哥凤廷抓到永和市杀害。反动派还惨无人道地把风廷的心脏挖走，听说是挖去炒了吃，尸体在圩场上暴露好几天，没有人敢去收尸。听了这不幸的消息，我既悲痛又愤恨，誓为二哥报血仇。

　　接着，我又问起我家里亲人的情况，开始他吞吞吐吐推说不大知道。我想，他是双坑人，怎能不知道我双坑生父和西坑养父家的情况呢？在我再三追问下，他才告诉我：一九三一年夏天，家乡流行瘟疫，有的说是疟疾，有的说是伤寒，死了很多很多人，我在双坑的生父母、大哥凤彝，在西坑的养父、两个叔叔和我的妻子刘氏以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这场瘟疫的三四个月内先后死去。因为村里死的人太多了，他害怕染上瘟疫就逃了出来，想到江西来找当红军的叔叔，可是，他流浪讨饭到了江西，找到了红军后才知道他叔叔已经牺牲了，他便参加了红军。

　　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是晴天霹雳，是一场恶梦！当晚，我通宵不能入眠，想起了生我养我的父母亲，在他们临终前我不能侍奉汤药于左右，没能尽一点做儿子的孝心；想到从小同我一起长大、结婚十年的妻子刘氏，她温柔贤慧，勤劳俭朴，从进我家门就辛苦劳碌，侍奉老人，抚养儿女，含辛茹苦一辈子，才二十八岁便过早地离开人世，没有过一天吃饱饭的日子，怨恨自己没能尽到做丈夫的责任；想到我两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和天真可爱的女儿，从哇哇坠地就一直过着凄苦的日子，小小的年纪便夭折了；怨恨自己没能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想起家里只剩下养母一个老人，孑然一身，孤苦伶仃，今后怎样过日子？悲痛、自责把心都绞痛了，绞碎了。泪水涌泉般地流淌在作枕头的包袱上……

　　可是，黎明时分我转念一想，自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决心为革命事业不惜牺牲，贡献自己的一切。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有国才有家”，许多同志的亲人在敌人的屠刀下牺牲了，许多烈士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为革命作出牺牲的何止我一人一家？作为一个革命者，为了革命事业，以“小我”的牺牲，换取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这个“大我”的解放、幸福，这是值得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央苏区军民都行动起来，加紧准备粉碎敌人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我很想能参加这场战斗，可是脚伤尚未痊愈，每走一步都要依靠拐杖，真是恼人！这时，为了做好战前的准备，医院把我们一大批伤病员分别疏散到群众家中隐蔽，继续进行治疗。

　　一九三三年一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了中央苏区，进一步贯彻“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排斥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要求红一方面军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进攻敌人重兵设防的南丰城，企图以此来破坏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二月十二日，当强攻南丰不克，得知敌人重兵增援南丰时，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毅然改变“先发制人”的错误方针，仍采取毛泽东同志在三次反“围剿”中采用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和打运动战、打歼灭战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中央苏区军民同心协力作战，先后取得了黄陂、东肢战役的胜利，歼敌三个师，俘敌一万余人，于三月下旬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我每次听到胜利捷报，都高兴得手舞足蹈，更积极地锻炼身体，练习走路，想争取早点恢复健康，返回部队参加战斗。

　　有一天，彭雪枫派人到我住的群众家里来看望我，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叛徒郭炳生投敌后，从乐安到了杭州，敌人委任他一个“担架师”师长的职务，实际上是当民夫头子。冤家路狭，在黄陂战斗中被我红二师的战士发现，战士们怒火万丈，用“步枪排射”集中火力把这个可耻的叛徒郭炳生乱枪击毙，真是大快人心。

　　一九三三年五月，我的脚伤初愈，可以不拄拐杖走路，即积极要求出院，经宁都后方医院检查，认为仍有残疾（建国后评定“三等残废”），建议回部队后边工作边休养，我便回到军团部驻地乐安的大湖坪。

　　六月七日，中革军委发布改编红一方面军的通令，要求撤销军的建制，将方面军所属的小军小师改编为“三三制”的大师大团，决定原红三军、四军、二十二军和瑞金模范师改编为红一军团第一、二、三师；原红五军、七军、二十一军和兴国模范师改编为红三军团第四、五、六师；与此同时，红五、六、七军团也同样进行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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