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49)_王晓明

四九

　　可这样一来，他的处境就非常尴尬。他已经和国民党政府为敌，现在又和身边的盟友决裂，他该怎么办？是干脆采取绥惠略夫式的“独战”的立场，对社会上的所有黑暗——不管它在朝还是在野——宣战？还是努力缩小这个决裂的影响，依旧坚守原来的战位？看起来，他是采取了后一方法。他依旧将官方视为主要的敌人，只要有可能，就竭力对社会隐瞒自己和那些共产党人的矛盾。这样做当然很苦，他在私人通信中忍不住要抱怨：“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此所谓‘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也。”

　　不过，抱怨归抱怨，那“我们”和“别人”的内外界限，是分得相当清楚的，当然，矛盾越演越烈，最后总是掩不住；即使能够掩饰住，也只是瞒过别人的眼睛，并不能消除鲁迅自己的疑惑，因此，他一面对别人“撒谎”，一面又晴暗地向自己解释。他说共产党内并不是只有成仿吾和周扬这样的人，也还有瞿秋白和冯雪峰这样的人；他说周扬们都只是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虽然不成器，却并不证明他对“无产者”的“将来”的信仰也不能成立；他更说，这些人其卖和他以前领教过的那种激进青年——如高长虹之类——是差本多的人、甚至和他深恶的那批绅士学者也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我相信，多半正是类似这样的自我譬解，使他在给徐懋庸的公开情中，能那样明确地将周扬们和“革命”区分开来，说他们是在“借”革命以营“私”；我甚至猜想，他所以要添上“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这样的重话，除了发泄怒气，也是为了再次强调这个区分吧。为了稳住自己的战斗立场，他真是煞费苦心。

　　但是，他再怎样说，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成仿吾和钱杏村也好，周扬和徐懋庸也好，他们都是向国民党官方作坚决斗争的共产党人，在基本的政治态度上，正和自己大致相同。因此，即便“左联”解散以后，他依然得承认他们是“革命者”，就在给徐擞庸的那封信中，他那样痛斥周扬，最后也还是要补充一句：这个人“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有位青年人向他询问是否该加入那个“文艺家协会”，他回信说：“我看他们[指周扬等人]倒不见得有很大的私人的企图，不过或则想由此出点名，……”语气就颇为谨慎。他其实心里明白，他对周扬们的最大的憎恶，是他们明明不尊重他，却又要借重他，利用他，可恰恰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作法有相当的代表性，李立三找他提要求，不就是如此吗？话再说回来，倘是一个满身绿林气的造反者，他对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又怎么会有真正的尊重呢？所以，他和周扬们的矛盾，其实是体现了一个试图坚持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和一个讲究实际利害的政治集团的矛盾。因为面临共向的敌人，他们似乎是联合了，但在骨子里，他们其实是两路人。一九三四年底他对朋友说：“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明知道那些人口是心非，并非真正的战友，却依旧看他们是自己的后方，依旧想“正对”前面的敌人：他确实是不愿意放弃原先的立场。可是，你仔细体味一下那“横站”的含义，想象一下他“瞻前顾后，的杯态，这和绥惠略夫式的绝望的独战，又相差多少呢？他在社会战场上的尴尬境遇，已经化解不了，他就是再不情愿，也只能承认，他是又一次陷入穷途了。

　　自去日本留学开始，他一次又一次地压制住沮丧的情绪。重新上路去开辟通途。可是，三十年跋涉下来，竟还是落入此路不通的困境，他的奋斗意志再坚韧，恐怕也难以为继吧。他内心的创伤已经那样深刻，种种颓唐、猜疑的病态情绪，一直在心头翻腾不已，再添上“左联”内江这么个碰壁的大刺激，他几年来苦苦营造的奋斗者的心态，自然就会开始崩坍。越是看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他就越不自觉地要往魏连殳式的思路上退缩。不但看清楚民众的“虚伪”，重新用大力鞭挞他们，也不但厌恶成仿吾和周扬那一类共产党人，公开和他们拉开距离。他这厌恶的范围还日益扩大，有时候简直是要网住他见到的多数文人和青年了。

　　他加入“左联”的最初两年里，常常指摘北京的文人。他多次批评未名社的几位年轻成员；也用了刻毒的语气，在私人通信中贬斥当年办《语丝》的一批老朋友。他对胡适的不满，也在这个时候公开爆发，不但在北京对大学生演讲时，直截了当地指斥胡适，还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接二连三地攻击他。倘借用当时那“京派”、“海派”的名称，你可以说他正是背靠“海派”，一径向着“京派”开火。可是，他这个姿态很快就变了。一九三二年冬天他从北京写情给许广平，对京沪两地文人的评价就几乎翻了个个：“此地人士，似尚存友情，故颇欢畅，殊不似上海文人之反脸不相识也。”

　　半年以后更忿忿他说：“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掷向“海派”文人的愤怒，是明显超过了对“京派”的不满。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他不但和周扬那些人越闹越僵，与别的人也屡起冲突。譬如为了办《译文》，就和生活书店的邹韬奋、胡愈之等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到一九三六年，“左联”解散以后，他又对傅东华、王统照这样一些态度相当温和的作家，甚至对茅盾，也渐生不满，在给朋友的私人通信中，就屡次用严厉的口气，将他们和周扬排在一起，依次批评过来。说起来，邹韬奋们也好，王统照们也好，可以说是文学和文化界中，除共产党之外，在社会政治立场上与他最接近的人，他对他们都心存疑虑，也就很难再找到别的同道了。不但常常怒视周围的文人，他对青年的态度，也和几年前明显不同。先前对廖立峨那样的人，他是那样宽：容，可现在呢，遇见向他求助的青年，倘若口气过分一些，他就会直言拒绝，措辞还相当不客气。连对关系相当。密切的青年朋友，只要有了不满，也会给他看严厉的面色。譬如叶紫，就因为问鲁迅为什么不给他回信，而得到这样的回答：“我现在特地声明：我的病确不是装出来的，所以不但叫我外出，令我算账。不能照办，就是无关紧要的回信，也不写了。”他甚至断言：“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舔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他这是说得非常坦率，文人也好，青年也好，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心力，再继续像先前那样信任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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