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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鲁迅针对陈西滢的“诬蔑”,写道:“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残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只使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魂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

  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写了一篇《记念刘和珍君》。他写道:

  “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

  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们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哪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他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从“三·一八”惨案中,鲁迅深刻认识了三种人物:“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又从此得到了一种教训: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许褚赤膊上阵的战法不可再用,而应改用别种方式进行战斗。

  惨案发生后,传说鲁迅被列在通缉的人之中,于是鲁迅出外避难。避难生活很不安定,加之写作的疲劳,使鲁迅回到自己的寓所后,胃病发作,经过短时间的修养,身体状况有了些改善。但不久后,北京的情形起了变化,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相继来到了北京,1926年8月,鲁迅与许广平不得不离开北京,由津浦路乘车南下,再次来到了上海。

  鲁迅到了上海后,就和许广平分手了;他们互相约定,两年之后再相见面。许广平由海路去了广州,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鲁迅离开上海,前往厦门,应厦门大学的聘请,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他所教的课程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略》。他本来打算在这里住一两年,编写《中国文学史》稿,同时把厦大的文科振作一下,可是相信“有钱人说话”的校长——英国籍的中国人林文庆博士,是一个尊孔的买办,既不懂得鲁迅,也不懂得中国文学,他所要求的只是学者的皮,奴才的骨。

  这里的同事们也多是油滑浅薄、语言无畏、面目可憎的人物。下课之后,鲁迅住在图书馆的楼上,同事们无可与交谈者。现实的芜杂状态使他看了很难过,整天面对大海或翻开古书,四近毫无生人气息,自不免感到孤独寂寞,便开始了生活的回忆。北京未名社正在此时向他催稿,他便写下了一些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后收入《朝花夕拾》。

  在一次会议上,大家讨论着文科的预算,校长主张削减经费,最后,竟搬出他的买办式的格言来说:“现在是有钱人说话的时候。”鲁迅听了,摸出一枚两毛的银角子来往桌子上一拍,说:“我有钱,我也要说话!”在这样的环境中,鲁迅的一切言行,自不能不与学校当局相左。鲁迅本“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

  12月31日,鲁迅向厦大当局提出辞职。因为他“和厦大根本冲突,无可调和”!

  在厦大,鲁迅还是战斗了5个月的,不过缺乏战友,战线也就布不成,但依然留给了厦大青年以革命的种子。夏大研究新文艺之风从此盛行,在他离校之际,还引起青年的觉悟,发生了改革学校运动,有不少进步青年,后来还和他一同去了广州。

  这时中国正进行着伟大的革命,“北伐”胜利的消息频频传来,鲁迅经常带着兴奋的心情给许广平写信报告胜利消息。鲁迅在厦大虽然感到有些孤军作战,但是他的战斗任务,客观上是与整个革命的要求合拍的,他的辞职,正是一种阵地的转移,他要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去深入战斗的漩涡,纠集广大的群众来重新布阵,而早已住在广州的许广平,也表示愿作他“永久的同道”。同时,广州中山大学已把聘书寄来,这样鲁迅便离开了厦门,于1927年1月18日,来到广州。

  鲁迅是抱着许多新希望到广州的。他想:“到中大后,也许不难选择一并不空耗精力而较有益于学校或社会的事”,只要中大的文科办得还像样,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此外,他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

  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可是事实和他的希望相反,他觉得这“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在已成为革命的后方,还不免是灰色的,并没什么彻底的改革,旧势力仍然潜在着,他大失所望,他知道“不妙”了,他于是冷静了下来,他要看清楚这事实的真相。

  在中山大学里,鲁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广州的青年对鲁迅景仰已久,现在他既然来了,自然希望他出来领导他们从事文艺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

  鲁迅回答他们说:“我的年纪比较老一点,站在后面叫几声,我是很愿意的,要我来开路,那实在无这种能力,至于要我帮忙,我或者有力可以做得到。现在我只能帮帮忙;不能把全部责任放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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