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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1926年1月13日,女师大新校长易培基到任,鲁迅代表校务维持会表示欢迎,同时宣布校务维持会胜利结束。

  林语堂在1925年12月14日《语丝》第57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的文章,提出了“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他认为“费厄泼赖”的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现在应该努力提倡,他又说,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

  鲁迅在《论“弗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坚决主张“打落水狗”的。他认为:对于“狗”,人们是不应该加以怜悯的,尤其是那一些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的叭儿狗,当中外娘儿们上街的时候,它们脖子上拴了细链子,跟在人们后面跑更是可恶。它们虽然是狗,却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态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对于一些叭儿狗,鲁迅主张应该先行把它们打落水中,又从而打之;因为,如果对于叭儿狗宽容了,则别的狗也就可以不打。当他谈到《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文章时,认为:“狗性总是不大会变的,假使一百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

  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鲁迅坚决主张:必须打落水狗;必须和一切的恶势力进行不妥协不调和的斗争;必须坚持韧的战斗。

  “女师大”事件胜利结束了,“正人君子”们所制造出来的流言彻底破产了,他们又变换了另一个方式。陈西滢在1926年1月2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三卷五十六期的《闲话》里,宣布他们从今年起,“永远不管人家的闲事”了,同时又大谈其“做学问的工具”问题,规劝有志于做学问的人,不可不博览群书。其实,这是一个烟幕。

  鲁迅把这一些比作小学生玩的“七色板”——用七种颜色涂在一块圆板上的玩具,——它不动的时候,倒也是很好看的,可是转不得,一转,它就变成灰色的了。这灰色,就正是“现代评论派”的保护色。这一班“正人君子”把群众领上妥协和屈辱的道路,也就是死亡的道路,安分守己地做着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军阀官僚的“顺民”,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但这目的是永远达不到的!

  在陈西滢声明“不管闲事”之后,他们不敢正面地对鲁迅加以攻击了。他们于是就从侧面弯弯曲曲、鬼鬼祟祟地以私人通信的方式,散布流言,诬蔑鲁迅。

  鲁迅在杂文《不是信》里,给予驳斥,指出这些绅士们的“跳踉丑态”,是无法掩饰的。鲁迅说:正因为他的笔锋刺痛了社会上某一些神似“叭儿狗”的人物,因此,那些以“叭儿狗”自命的人,就出来表示十分悻悻不平了。绅士们说:鲁迅是爱放冷箭的。鲁迅说:不错,冷箭是放过几枝的,但所放的总是对准先“放冷箭”的陈西滢之流才放的,这叫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冷箭”在以后也还是要放的,并无悔祸之心。

  这个笨拙的战术被击破后,他们又改变了花样。

  由徐志摩等人出面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叫做《结束闲话,结束废话!》的文章。他装出一副貌似公正的面孔,说:“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同时他还声明说:“本刊此后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了。不用说,这仍是一骗局。

  鲁迅说:不行!现在不能“带住”!须先揭露出来绅士服包起来的丑态和假面具的“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才能“带住”。鲁迅只要求他们,不再摆臭架子,忘却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绅士衣装抛到“臭茅厕”里去,除去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鲁迅的斗争艺术是十分高明的。他知道得最清楚,通过当前的现实问题,抓住了某种思想类型的代表人物,予以彻底的和坚决的打击;这不仅直接打击了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全体,而且打了“叭儿狗”,在事实上,也就是打击了它的主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首先,把他们的“叭儿狗”打落水,在水里又从而打之,这是十分必要的。

  这个更加笨拙的缓兵之计又被击破了,他们于是再改变一个花样,那就是比流言更阴险和毒辣的诱杀手段了。1926年3月18日,在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国务院门前,屠杀徒手请愿的群众和青年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就是这一个罪恶阴谋的铁证。

  在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开进了大沽口,开炮向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轰击。13日,日本政府就向段政府提出抗议;16日,英、美、德、意、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日本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对段政府又提出了最后通牒,限定18日正午以前答复。18日,北京民众三万多人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群众大会,会后开始游行示威。当一部分青年学生和各界代表走到段政府门前请愿时,段命令卫队开枪。霎时间,血肉横飞,当场40多人遇难,200余人受伤。枪声后,手拿大刀铁棍的散兵冲过来,他们向中枪扑地,尚有生气的人,用铁棍大刀当头打去。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和她的几个女同学就在这时被虐杀。

  革命领袖李大钊头部也受了伤,但他仍镇定指挥群众撤离。

  第二天,段卖国政府通缉“暴徒”的领袖李大钊等人;接着又通缉了鲁迅。于是,“不管闲事”的陈西滢又站出来了。他诬蔑学生们是“受人利用”而“自蹈死地”,以此种腔调来为他的主子竭力辩护,这也越发显露出他的真实的政治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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