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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之初,性本善(2)


  北京人也有豪爽的一面,在赌场、地摊、鸽子市、鸟市、酒馆、茶座,不难听见这样的话:“谁把谁坑了,那得说人家能耐,谁被谁坑了,谁自认是傻蛋。”这条“公理”乍一听恶得厉害。事后一咂摸,也有道理。那年月,赌场无父子,买卖无兄弟,见钱眼开,六亲不认,哥们儿之间,两胁插筷子……少年时代这段经历,给庆春打下了扎实的生活基础。

  舒庆春能成为几百万“北京松人”中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和母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他曾说过,母亲是个“宁肯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

  上小学时,庆春家确经常挨饿,逢到中午放学回家,庆春听到母亲充满内疚的回答:“今儿中午没饭了。”他总是扭头就走,不说二话。他已懂得自己不是孩子了,虽然那年小庆春还不满十二岁。他不愿意让母亲看见自己挨饿的样子,不愿意注视母亲那双痛苦的眼睛,更不愿意让同学们知道他没有吃饭,下午上课时,他总是那样精神饱满。小小年纪,他已经有了很强的自尊心。

  庆春满十二岁生日那年,武昌兵变,革命党革命成功。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各省纷纷举义旗响应。大清王朗——满族人的天下,倾刻间变成了共和国。辫子绞了,龙旗换了,不满光绪皇帝、抓过康有为、梁启超的肉头袁世凯。清朝的皇帝仍住在故宫紫禁城,共和国大总统住进了中南海。轰轰烈烈,乱七八糟,真是个闹事的大杂烩年代。北京人新鲜劲一过,又回头各干各的了,谁当政,老百姓还是过的苦日子。茶余饭后的谈料又从“国事”变成了柴米油盐、仁瓜俩枣,不断飞涨的行情。

  清朝完蛋了,宣统变成了民国,汉人当政了,旗人下野了,变成了遗老遗少。这一切并没使庆春的家境有什么改变。十三岁上,庆春考进了八旗子弟中学堂(现在的北京三中),学堂设在祖家街明末名将祖大寿的家庙里。三进大院,一式大瓦房,窗明几净。这里虽说都是清一色的在旗子弟,却贫富不一。像庆春这样的穷学生没几个,唯一可以让庆春可以庆幸的是,他小学时的同窗好友罗常培也考进了这所中学堂。这俩个打看“噌儿戏”时就“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小哥们又在一起了。

  后来成为语言学专家的罗常培教授回忆当时的情景“……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藏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罗先生对朋友总是够意思,时不时“白乎”几句。说到自己:“一个歪毛,生来拘谨,腼腆,怯懦,计较表面毁誉,受了欺负就会哭,……”他这是在自我揶揄了。

  歪毛和小秃儿最大乐趣就是逛天桥了,只要得空,他们就一头扎在那里。旧北京,没去过天桥,就算不得地道北京人。提起北京城,没有人不知道天桥的。

  打元朝那会儿,天桥就已经是个市肆,原本有东西两个河道,遍植荷花。词云:“莫道斜街风物好,来到此处便魂销”(元人《天桥词》)常有文人骚客登酒楼而赋诗。黄仲则,张船山名扬天下,天桥则是令他们心醉的去处。据传诗人朱彝尊著《日下旧闻》,历经数年,便是在天桥酒楼上完成的。足见天桥不光有市饼(饮食小吃),日昃市(晚市),穷汉市(专卖便宜物品),杂耍、地摊,伸胳膊弄腿的。还不乏汉魏、唐宋之遗风。到了民国,庆春、常培这一辈,天桥更热闹了。唱戏的,耍猴的,拉洋片的,卖卤煮火烧的,卖爆肚的比比皆是。

  庆春、常培一到天桥,先一头扎进杂耍场子。随着紧锣密鼓拉开了场子,班主上来了。那段开场白小哥俩早背熟了。不外乎:“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四海之内皆兄弟,诸位能赏光站个场,兄弟就感恩不尽了。”接着叮咣五四耍两下子,决不会多,就两下子。又吆喝上了:“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又说又练真把式。”咣、咣、咣、咣,瞧那架式,马上就要玩真格的了。不然,他又站在那儿说开了,你也闹不清他有多大道道。左等不练,右等不练,站在那儿唾沫星子四溅的胡啃。明眼人知道,这是抻着呢!要钱!几个大子甩下去,乒乓五四好歹练上一通,没半袋烟功夫,鼓息锣停。耍手艺的人把金灿灿的小锣一翻个儿,嘴里又开始吆喝。没别的,还是要钱。

  趁着小铜锣翻个的当儿,庆春和常培眉毛一歪,出来了。转身又钻进了戏园子。这里是名优俞振庭约女伶孙一清合演成班大戏,虽比不上东安市场的吉祥,前门外广和楼,大栅栏广德楼富连成科班的气派,却也玩的是全本连台,文武全活。小哥俩混进来,先听一段“苏三起解”,又来段“水漫金山。”日子长了,庆春也会哼上俩句什么西皮、二黄之类,打上半套夹生的拳脚。祖辈们这种散发着泥土芳香的艺术熏陶,牢牢地铸进了庆春的大脑里。日后,他把这些丰富生活写进了《断魂枪》《鼓书艺人》。

  数年之后,他到英伦之岛喝了那样多的洋墨水,但他仍深爱着天桥,家乡的风土人情,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土老帽”作家。他的笔始终向着下层社会的小人物。

  废了清朝,兴了民国,祖宗的月份牌也被改用了阳历。春节不让过了,向格林威治看齐,中国人开始过元旦、新年了。可老百姓却根本不尿这个小年,照样按着老章程办事,只把旧历春节当做正宗。也许是众意难犯,中国人开始有了两个年节。这年的阴历除夕,学校规定学生一律返校,以响应政府的“新政”。

  要过年了,老舒家的墙上并没有挂上往年必然悬在墙上的《王羲之换鹅》图。姑妈死了,哥哥在外地当差,家里只剩下相坐无言的庆春母子。看着母亲孤伶伶的样子,庆春几次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默默地吃过了晚饭,儿子终于把要返校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她懂得小儿子心里想的是什么,她站起身,把儿子送到院门口,掏出几个铜子塞到庆春手上:“小子,拿着。过年买点啥。”半晌她又挤出一句:“早去早回啊。”

  庆春来到了街上。这里的热闹景象并不次于往年,走亲串友的人们,不绝于耳的爆竹声,夜市小贩的叫卖声……这一切庆春似乎都没有看见、听见。他抬起头,看着夜空中清晰可见的寒星冷月,心里说:“母亲,我一定要挣钱养活您,再不让您去洗衣补袜,再不让您挑家庭这个沉重的担子,再不让……”他觉得他长大了,他发誓要分些家庭负担。

  学监象是了解学生的心情似的,看见庆春后,他象对所有返校的学生一样重复着说:“回去吧,你们回去吧,过年,回家过个团圆年吧,”看着学监慈祥的笑容,庆春心里的冰团融释了。他忘记了说一声谢谢,也忘记了说一句拜年的话,转身就跑。这时他心里只惦记着,大年三十在家独坐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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