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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之初,性本善(1)


  小庆春渐渐长大了,全家勒紧裤带,从牙缝里挤出钱供他上了“私塾”。从此他也开始背起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那时的先生教书,不求学生懂,只求会唸,会背,会模仿填词作诗。若问先生这有什么道理?先生就会据经引典,摇头晃脑地说:“诗读百遍,词意自现。王勃少年,便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曹子建七步唸出‘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此乃熟读之后功力深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背吧,背吧。”

  不管怎么说,先生的“教诲”和板子,确实使庆春扫”下了厚实的汉语根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朝颁布诏书,废除了多年的科举制度。想靠着科举连登黄甲,平步青云的幻影破灭了。就连西太后也看出了秀才,举人的无能,迫不得已,开始了“维新”的尝试。

  八岁那年,庆春考进了西直门大街路北的市立高井胡同第二两等小学堂。毕竟是有“私塾底子”,居然一考就考上了三年级。不久,他又转入南草厂胡同的市立第十四小学堂(现在可是西城职工业余大学了)。

  庆春不喜欢洋学堂里的算术、绘画,只对国文极感兴趣。他背得许多古诗古文,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常常挥洒自如,笔底生风。

  转学之后庆春认识了一帮新朋友,八、九岁的孩子,正是贪玩的年纪。一天,他和同学煜年相约,考完作文一起去放风筝,恰好这天作文的题目就是《说纸鸢》。庆春三下五除二写完作文,凑到正苦思冥想,不知如何下笔的煜年身边,悄悄地说:“煜年,我给你起个头吧,快点交卷,咱们好去放风筝。”几分钟后,煜年顺利地交了卷。两人跑出教室,美美地玩了一通。那半空中随风沉浮的风筝,愰如一只海鸟,在云海里游弋。时而风平云住,它又犹如一只在碧空中滑行的鹞鹰。这情景使这对小伙伴陶醉了。如果说作业是学生的敌人,那么在八九岁的孩子心里,游戏、玩耍便是欢乐,是幻想、是希望,是一切。

  几天之后,先生开始讲评作文。他把煜年的那篇拿出来大加夸赞:“破题得体,先获吾心。”讲到高兴之处,禁不住高声朗读起来,“纸鸢之为物,起风而畏雨;以纸为衣,以竹为骨,以线牵之,飘扬空中。”看见先生这样,煜年和庆春四目相勾,偷偷笑起来。不想被先生拿住。煜年只好从实招来。先生听后,非但没恼,反倒拈髯良久,点头赞叹,声言:“我在北直隶(北京)教书多年,庆春文章奇才奇思,时至今日,诸生作文无有出其右者。”这位先生几乎是第一个发现舒庆春文学天分的伯乐。谁能说,二十年以后,当舒庆春远在异邦的土地上冒然拿起笔来,去写《老张的哲学》,这勇气和当年老师的夸赞没有一点关系呢?

  在庆春放风筝,考场作弊的功夫,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光绪“驾崩”,太后归天,三岁娃娃溥仪登了基。广州城乒乒乓乓闹了场革命,战死了七十二条好汉。但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依然照旧,没有一丝风吹进来,也没有一滴水溢出去。皇上“驾崩”,太后归天,广州战乱,都丝毫没有打乱京城百姓周而复始的生活,顺民们在那幼小的龙种率领下,继续走着昨天的路。三哥要娶媳妇了,这可是个打光棍的年月,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穷人太多。姑娘家全都惦着攀高枝,没有那个黄花闰女乐意嫁到穷家小户。但要强的母亲硬是给三哥拉成了一门亲,对象就是在土城黄亭子开茶馆的庆春表舅家的闺女。表舅为人通达,说话也地道:我不图别的,就图你们舒家名声好,名声清白。这件事给小庆春印象很深,在以后的生涯里,他总是把名声看得很重,半点不肯含糊。也许也正是这一点铸成了他日后的悲剧。

  三哥的亲事定下来了,再沾亲带故也得动钱啊。不拍出四十、五十的,一场婚事怎么也过不去。表舅把小庆春找了去,前后左右的利害一说,然后把他和母亲的意见端出来:把舒家祖坟地先典出去,办完了婚事,再慢慢赎。表舅对他说,找他来就是为了立个文书,因为舒家识文嚼字的就他一个了。而且这类事只有男人才能主事。话都说到了,庆春也明白了。万般无奈,写呗,八个大字:“钱无利息,地无租价。”六十块钱,一手交钱,一手交地。钱到手了,三哥可以娶媳妇了。

  穷人啊,为了生活,能典的全都典出去了。老舒家的祖坟典了出去,嫂子娶过来了。

  不久,三姐也出嫁了,母亲又少了一个好帮手。庆春的姑妈,那位叼着长烟袋锅子的老太太也被这日子磨得没了耐性,腿一蹬,随着她死去的男人去了。偌大个家族,只剩下母亲和庆春俩人。母亲闲下来,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庆春住在学堂里,不能常回家,母亲一咬牙也到小学堂里当了工友。真是个咬牙的年月啊。几年生活的磨难,使母亲头上过早地镀上了白霜,寂寞和孤单又使她脸上平添了许多纹路。母亲越发老了。

  在孩童的矇憧世界里,母亲是圣洁的。一切善良的因子,好像都是从母体中悄悄传给孩子的。据说,胎儿悬浮在羊水里,和母亲使着同一个心脏,但分婴儿有哪儿不舒服,母亲头一个知道。家里就剩下母亲和庆春时,母子俩开始相依为命。十几岁的孩子,难得像庆春那样懂事。他懂得自己该做什么,不做什么,从不给母亲添麻烦。旗人的后代大多爱玩鸽子、弄鸟,可他从不沾边。

  他也有自己的乐趣,他爱读书,可他又并非什么书都爱读。他说:“自幼我就学会逃学楞挨板子,也不肯说我爱‘三字经’和‘百家姓’。”

  除了读书以外,庆春就是爱去个小茶馆听听说书的,上天桥看个“噌儿戏”。那时的茶馆大多都捐带两个说书的撑撑门面。说书的可也真不易。全本连台的“施公案”“彭公案”“杨家将”,硬是从小跟着师付一字一句背下来的。说书人混饭吃的有两件宝:一张“说破天”的铁嘴,一付“跑不断”的铁腿。无论啥场合,无论听众是三俩人还是千儿八百,只要一开讲,就不打磕巴儿,不眨眼,一气说上几个小时。而且还要把的住,火候一到,见好就收,断然打住。冲着四方一作揖:“各位三老四少、兄弟……有钱的帮钱,没钱的帮脸,兄弟谢谢诸位了。”这一套收拾利索,拔腿就撩,奔下一个书场。

  那年头这些穷艺人哪有表,全凭肚里掐点。无论奔得多急多远,一到地方,不咳不喘不气短,照样口、口、口一通天上、地下的开聊。这功夫就要全仗一双铁腿了。小庆春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这些街头艺人屁股后头,也练就了一双小铁脚。他跑熟了北京城的大小茶馆,听了、看了一肚子的典故和故事。对“北京松人”那一套处世哲学有了进一步了解,什么见人下菜碟,见了松人拢不住火,有便宜不占王八旦,树叶掉下来砸别人脑袋……北京人爱起哄,爱瞧热闹,哪儿有个吵架拌嘴的事,不消俩分钟就会聚了一帮子敲锣边的,只要一扎堆,过路人必然就有伸脖子瞪眼上来就掺和的,也不管是个什么事。北京人打架也是一绝——天桥的把式,金是嘴活。说出那话能把人吓死,可就是不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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