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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三、着手教育问题

  梁漱溟自己也明白他的政治主张不会有什么结果,便又重新回到了文化问题上。因改造文化必须由教育入手,于是1922年秋,他在上海《中华新报》宣布,今后将致力于教育问题。

  梁漱溟对于教育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在过去的文章和演讲中多次提到,只是缺乏系统的表述。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偏于意向,讲的多是君子之道,而西方则注重知识的传授。因此中国必须吸收西方教育的长处。但知识只是教人以方法,授人以工具,对生活起一种辅助作用,做人却是教育的根本。反观当时国内的教育现状,他认为教育改革走得太过,只是刻意模仿西方,忽略了心理和生理各方面协调。他主张教育应着眼于一个人的全面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之路。为此,作为教育者,必须和受教育者结成亲密的朋友关系而去影响、指导受教育者。

  基于这一教育思想,梁漱溟在1921年赴山东演讲时就提议在曲阜创办一所新式大学,并着手于筹备工作。在他的努力和朋友的帮助下,筹备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先后募集了公私捐款数万元,并在曲阜东南二里选定了校址。

  但这些对于办一所大学无异于杯水车薪,梁漱溟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经费,一是师资,同时,生源和办学经验也困扰着他。无奈之下,梁决定先办一所中学和一个学会,然后再实现创办大学的目标。

  经过与政府的协商和朋友的多方努力,梁漱溟选定山东第六中学即曹州中学试办高中部。现在办曹州中学的同仁将作为日后办曲阜大学的同志,而曹州高中自然成为未来曲阜大学的预科。

  1924年夏,曹州高中正式成立,第一届招收两个班共80人。梁漱溟根据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并不规定收费标准,学生家长有钱的多出,没钱的少出,希望由此替教育界开出一条新路。

  在开办曹州中学的同时,梁漱溟还在曹州开设了重华书院,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为将来创办曲阜大学作准备。


  §四、退隐京城

  1925年春,梁漱溟带着懊恼和沮丧回到北京清华园,谢绝了一切外务后,静心整理父亲梁济的遗稿。

  对于这次山东办学的详情,梁漱溟再也没有提起过,不过懊恼之情却形于言表,可见一定十分的不顺利。他宣称三年之内不再接受任何邀请或聘任,而要潜心钻研学问,等有所长进之后,才出来做事。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梁漱溟完成了自己长期的夙愿:将父亲梁济的遗稿编为《桂林梁先生遗集》,又撰写了《年谱》和表达忏悔之心的《思亲记》,叙述了自己的种种不孝言行,求得内心的解脱。

  1926年春,梁漱溟和几个最信任的弟子来到北京西郊的大有庄,租了间民房讲学,主要是讲解自己一直思考的《人心与人生》问题。这段时间的潜心钻研,使得他的新儒学更加成熟和完善。

  但由于坐吃山空,梁漱溟往日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梁只好放弃了暂时归隐的初衷。1927年,他应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学会的邀请,就《人心与人生》问题作了一系列长篇演讲,阐述了自己归隐后思考的心得。于是在隐居两年之后,梁漱溟又回到社会。

  梁漱溟此次退隐京城,是他一生中最苦闷的时期,这种苦闷除了个人的不幸与困难外,更多则是因为他看不清中国的出路而茫然若失,找不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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