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王妃久违十六年后的重逢

久违十六年后的重逢(1)

　　一九六〇年五月，我回到远在中国等候着我的丈夫身边。

　　从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吴学文先生跟我联络，并确认我回到丈夫身边的意愿，时间距离到现在刚好过了整整两年。这段期间，我的丈夫在一九五九年那年获得特赦，并于十二月获准回到出生地北京，这之后我们便开始东京——北京两地频繁的通信。

　　“浩应该也听说了吧？关于迎接你回国的事已安排妥当，一切顺利。……还有，如果有其他要随行的人，也不成问题的。”

　　这是丈夫捎来的最后一封信。我自己是在一九五九年春天，某个吹着强风的日子里，拜访吴学文先生位于惠比寿的办公室之后，便天天望穿秋水，期待归国之时早日到来，而且我已迫不及待处理好身边的事务，做好随时都可以出发的准备。

　　与我和嫮生同行的除了有我的母亲、妹妹之外，还有一位表示希望与我们一同回中国见溥杰中校的人，名叫宫下明治，他曾是丈夫在满洲国时的属下，目前人在长野县饭田市经营药局。

　　“浩，你又要开始流浪了……”

　　东京的朋友一听到我又要远行，便这么对我说。但是就我而言，这次的北京之行并非再次开始流浪，反而是要为长久以来的流浪做个结束。与丈夫天各一方的漫长岁月终于可以画上休止符，我们一家人就快团圆相聚了。

　　“如果慧生还活着的话……”

　　多少次我在内心这样的问着自己。而慧生现在已成了一坛冰冷的骨灰，等着和中国的父亲相见。想到这里，不禁又让我难过的心痛欲裂。今后，为了过世的慧生、还有等着我的丈夫、及剩下的独生女嫮生，我必须竭尽全力的付出，并好好的活下去。

　　我们一行五个人从羽田机场出发直飞香港。当时中日两国间尚未恢复邦交，所以在东京无法申请中国签证；在那个时代更是不可能期待东京——北京之间有直航的班机。要进入中国唯一的途径就是经由香港入境广州了。

　　抵达香港之后，我们马上去申请中国签证，然而签证并没有如期签发下来。据说因为我是第一位从日本回中国的人，手续繁杂费时。后来甚至连英国领事都来表示关心。终于在第三天，我们拿到了签证，并搭乘火车前往中国边境的大城市——深圳。

　　从香港九龙车站出发后，仅仅一个多小时便抵达了深圳。隔着一条河川，眼前所见到的就是中国领土。我们下了火车走进月台，过了一座桥，桥的终点处就是中国的出入境管理处与海关。

　　一九四七年那年的一月，在一片战败混乱之中，我带着年幼的嫮生从上海搭上撤退船离开，而如今嫮生已是亭亭玉立的二十一岁姑娘。

　　事情已隔十四年之久……

　　嫮生一脸好奇的望着四周的人民解放军和农村景色，令我再次感叹岁月的流逝，同时也因为能够再次踏上丈夫的祖国国土而兴奋不已。

　　完成入境手续之后，我们再度坐上火车。从香港至深圳的途中，车厢里不断有人叫卖饮料、食物、名产、甚至日本制的沙隆巴斯，应有尽有，好不热闹。反观进入中国境内的火车就只有茶水服务而已，相较之下无趣许多。不过取而代之的是宽敞舒适的沙发座椅、车窗上美丽的窗帘，让我们能坐在豪华的车厢中尽情欣赏外头的风景。

　　铁轨两旁是一望无际的稻田、水田，水牛正徐徐移动着的耕土。

　　“这么大的一片地，应该使用耕耘机才对。”

　　宫下先生有感而发，可能是在和他所居住的长野县的农村做比较吧！

　　我们搭乘的快速列车停靠的站并不多。不过还是看到了有些月台上摆了成堆的西瓜在叫卖。当在我们的车子正要进入某个车站时，母亲突然手指着窗外一个大型广告广告牌说：“奇怪！你看，这里怎么会有札幌啤酒的广告呢？”（译注：五角星形图案。）

　　我往贴有标语的广告牌一瞧，忍不住笑了出来。

　　“哎呀，那是中国的象征标帜啦！”

　　“喔，是这样的啊。难怪我觉得奇怪呢！”

　　母亲嘴里这么说着，脸上仍是一副半信半疑的样子。这也难怪，或许这对出生于明治时代、又嫁到公卿贵族世家的母亲而言，所谓的新人民中国的诞生，已超出她所能理解的范围了。

　　经过了约四个小时，窗外由农村景色摇身一变为树影茂密的街道。总算到达了我们的终点站——广州车站。

　　溥杰应该已经远从北京来到广州等着我们。距离重逢的那一刻仅剩十几分钟。那一份望穿秋水的心情、与久别重逢的畏怯，令我坐立不安。我手上抱着慧生的骨灰，心中犹豫着见到丈夫的第一句话该说些什么……

　　＊＊＊

　　火车速度渐缓，徐徐驶进广州的月台。

　　“父亲认得出我们吗？”

　　“当然认得出来了。小嫮，他是你的父亲呢！他一定很惊讶你已经长的这般亭亭玉立了。而且，姐夫一定也没有忘记姊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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