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67)

六七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很快就被粉碎了。在这一斗争中，虽然国民党侵占边区五座县城，但三五九旅在绥德专区却消灭了何绍南的保安队，迫使何绍南逃离绥德，解放了五十万人民，取消了“统战区”，在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五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联成一片。林伯渠在这一斗争中，坚持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斗争，有力地配合八路军的自卫反击，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边区、发展人民的进步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输送干部，转运物资〗

　　抗日战争的开展，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林伯渠领导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运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威力，为中共八路军、新四军运送革命同志，招收进步青年，领取、购置和转运抗战物资和生活物品等，做了大量工作。

　　他到西安任驻陕党代表后不久，即营救了一千余红军失散人员返回了自己的部队。那是一九三七年底，青海省的马步芳，准备将俘虏我西路军一千五百余人编成的“新兵团”，拨交河南国民党卫立煌部。当时，中共驻兰州的代表谢觉哉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派人与国民党军方交涉放人，一面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彭加伦等到“新兵团”驻地，找他们谈话，要他们坚定信心，随时准备回到革命队伍。不料国民党军方佯称要请示军令部批准，暗地里却命令这个团偷偷地提前开拔了。谢觉哉立即将此事电告了林伯渠。林伯渠马上与办事处的同志研究，准备向有关方面交涉，并作好一切准备。当“新兵团”一到西安时，伍云甫处长便前往驻地看望他们，并向他们发表了讲话，这些红军失散人员心情十分激动，纷纷要求归队。后来，经过林伯渠等同志的多方努力，这一千余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开到三原县安吴堡，分别编入了八路军各部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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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谢觉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119页。

　　西安办事处既肩负着招收和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的任务，又担负着将延安的干部转送到全国各地的任务。仅据一九三八年五月至八月的统计，办事处为延安输送的青年就有二千二百八十八人。一九三九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说共产党、八路军活动得太厉害，提出了“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的口号。中共在陕西有什么学校，他们也成立什么学校。双方开展了对青年的争夺战。如中共有个抗大分校，他们就搞个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中共有个陕北公学，他们就有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中共有安吴堡青训班，他们就搞西北青年劳动营。林伯渠十分重视青年工作，他说：“青年是我们时代最优秀的力量，也是人类未来的希望，然而在目前全世界已卷入了第二次大战残酷的屠杀浪潮里的时候，青年是首先感受痛苦遭到迫害的一群。”他号召：“中国的青年应当更紧地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配合着全世界的弟兄，为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将来，支持着艰苦英勇的斗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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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全世界青年团结起来》，《新华日报》，1939年9月7日。

　　他在八路军办事处，亲切地接待过许多来访的青年，根据不同的情况，安排他们的去向，指导他们的工作。广东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方少逸等，热心救亡，曾募集药品给八路军，他们辗转来到西安后，林伯渠介绍他们去延安参观，并嘱延安有关部门好好招待。牺盟总会常委兼牺盟会宣传部长黄玠然，由于阎锡山反共，他跑到西安找林伯渠要求去延安，林伯渠得知他曾是周恩来派去山西的，经与周商量后，安排他去重庆工作。一九三九年，林伯渠派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王超北（庞智），去香港采购电台、医药、通讯器材及二十多辆汽车，并把华侨、港澳同胞、国际友人赠送给八路军的物资和救护车运回来。当王超北经过许多艰辛，取道越南、广西、贵阳、重庆将这些车辆和物资运抵宝鸡，到西安找林伯渠时，林伯渠一方面称赞他胜利完成了任务，同时又指示他暂时留在宝鸡，利用香港灿华公司代表的公开身份，掩护和处理这批车辆和物资，了解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不久这批车辆和物资终于运到了西安“八办”和延安。后来，王超北的父亲死了，留下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他拟交给党作活动经费。林伯渠说他继母尚在，不便处理，但必要时可移作他的秘密活动经费。随后，王超北便利用这笔钱兴建了地下室，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向党中央提供了大量有关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为党和革命作出了许多贡献。翁世武从山西到西安，要求去延安抗大学习，林伯渠得知他与国民党孔祥熙处有关系后，指示他运用这一有利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不久，翁世武与在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非常时期服务团做赈济工作的丁毅忱，一道去见林伯渠，林开导丁毅忱说：“单纯救济工作是消极的，还要做政治宣传，作社会调查，做群众工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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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协和；《回忆宋绮云同志与难民服务团》（未刊搞）。

　　在此期间，林伯渠还安排过一个欧洲记者去延安。那是一九三八年五月，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为了去了解那时青年人十分向往的延安的真实情况，他特意结识了美国人艾格妮斯·史沫特莱，通过她见到了在汉口的周恩来，周恩来介绍他去见林伯渠。林伯渠在与延安联系以后，派了一名十八岁的战士为他作向导和警卫，前往延安。博斯哈德在延安访问了许多地方，专访了毛泽东，回国后写了许多报道，成了第一个报道延安情况的欧洲记者①。抗战期间，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巴苏、马海德等去延安，林伯渠也都给予许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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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逵元摘译：《第一次出现在欧洲记者笔下的延安》，《新观察》，1983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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