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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实际上承认了宣侠父是他下令杀害的。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假造所谓陕北二十三县人民反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意见书,由孔祥熙转交给林伯渠。对此,林伯渠当即致书孔祥熙,痛加驳斥,指出这些依样葫芦的文电,纯系少数奸徒“借端挑拨破坏”。三月间,他还为此事著文,严正指出:一些不明大义、成见很深的顽固分子,始终抱着反共情绪,进行反对边区的各种阴谋活动,造谣中伤,伪造情报,借端生事,引起纠纷,甚至冒民众团体的名义,要求取消边区。这些就是发生磨擦的主要原因。对于那些贻害抗战,破坏团结的行动,我们决不能不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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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复孔院长书》,1939年2月25日。
  林伯渠:《发挥陕甘宁边区伟大的力量》,《新中华报》,1939年3月28日。

  从一九三八年冬开始,在西安及其附近连续发生了扣押八路军人员的事件。例如,这年十二月,八路军少将参谋陈希愈等六人赴前线,途经咸阳时被检查站扣留,解押西安新城中。同月,八路军教官苏克兰,被羁押西安警备司令部,时逾半载,不予释放,至生病咯血,岌岌可危。一九三九年四月,八路军教导队孔繁阁等十七人,在西安北门外,被驻军二十八师补充团“奉命”扣押。同月,中部县县长将八路军陈鉴等二十七人无理扣押六天。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为了制止此类违法事件,林伯渠急电蒋介石,指出,抗战时期,“团结更为重要”,“八路军为国军之一部分,在国境内因公务关系,当有来往之自由,其他友军不能无理扣留,加以歧视。”而国民党有关军警,却“压抑士气,玩弄干部”,“致令抗战军人呻吟囹圄。实违集中力量共赴国难之旨,抑且影响前方军人”。因此,当局应该“令饬制止,并严禁以后发生同样事件”。与此同时,他还将电报全文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国民党这一卑劣行径。通过这一斗争,加上其他的有力措施,终于迫使国民党顽固派释放了被扣人员。

  八路军的物资、车辆等,本来就非常有限,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经常采取非法手段进行侵占和偷窃。当时西安办事处有五辆卡车。一九三九年十月的一天,为了防止敌机轰炸,把车开到西郊疏散隐蔽,国民党特务乘机绑架我看守人员,然后告知胡宗南部汽车团,将车劫走。一个被绑架的同志逃了出来,报告办事处。林伯渠和伍云甫一面迅即组织工作人员前往追赶,一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说明我们要登报公布这一事件。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终于在大街上截住了被抢走的汽车,强令国民党特务将车开到七贤庄,夺回了全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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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华报》,1939年5月7日。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辅助陈列说明和访黄金友谈话记录。

  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命令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先后侵占八路军防地栒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亦组织绥德、清涧、吴堡三县保安队,攻打八路军,扰乱陕甘宁边区。林伯渠坚决主张给顽固派以有力的还击。还在九月间,他就向中央提出:“安边、神木等顽固县长之武力进扰,可以及时用加倍力量消灭或逮捕之,然后再与其当面讲道理较好。”十二月初,中共中央为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将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由晋察冀调回陕甘宁边区,林伯渠一方面在西安积极争取天水行营程潜准许“王旅过河”,同时还向中共中央建议,对“何绍南之造谣应尽量揭露,(由)(劲光)径报蒋(鼎文)、程(潜),并通知我处。”这时,林伯渠从天水行营觅得国民党军委发出的《共党处置办法实施方案》后,他还以“万万火急”立即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南方局,提出应向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严重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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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致毛泽东、洛甫等电,1939年9月9日。
  林伯渠致博古、叶剑英并报书记处电,1939年12月1日。

  在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林伯渠还与彭德怀一起向国民党当局进行过一次强有力的斗争。这时,彭德怀来到了西安。林伯渠与彭德怀公开向各界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进攻和封锁边区。他们还向各界和国民党行营主任程潜表示:我党除坚持抗战外,还要增调足够的兵力保卫陕甘宁边区,以防突然事变;揭露西安政治黑暗、汉奸刊物充斥市场,以及蒋鼎文一年半讨八个小老婆、发国难财一万万元等贪污腐化的丑行。彭德怀还令战士将在检查站留难他的赵尔濬捆送行营,在行营,恰好遇见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彭当场历数了他破坏抗战、专事磨擦反共和贪污、贩鸦片烟等罪行,在气愤已极的情况下给了他一个耳光。何绍南深知彭德怀的脾气,根本不敢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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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彭德怀给朱德和中央南方局的电报,1939年12月13日。

  林伯渠与彭德怀的这一场强硬斗争,使得进步分子异常兴奋,动摇分子同情我们,顽固分子非常惧怕。程潜挽留彭德怀多住一天,再次设宴招待,并且再三声明对边区不会有破坏行动,劝彭德怀宽慰,还开诚相见,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心情。随后,他命令发还了扣留八路军的五部机器,并允许加买子弹。

  国民党顽固派经常破坏团结,制造磨擦,而又常把搞摩擦的罪名加在共产党头上。有一次,林伯渠去国民党行营开会,会上有人攻击八路军搞磨擦。对此,他十分气愤,当即摆出国民党顽固派在邠州搞磨擦的种种事实,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是啊,搞磨擦实在不应该,我们八路军全体将士在前线英勇抗战,流血牺牲,后方却有人故意搞磨擦。远在抗日后方的邠州,我们却有那么多伤员,实在叫人痛心,这说明谁在搞磨擦呢?!”顽固分子无言以对,转而指责我们随营学校办得不好,安吴堡青训班不好管理。林伯渠以诙谐的语言反驳说:“大家都说得很对。蒋委员长叫办随营学校,我们就照办,还有安吴堡的青训班,也是委员长批准的。既然大家嫌乱,又嫌办得不好,那就干脆搬到西安来办,这样大家来管理,岂不好吗?”停顿了一会,他接着说,“至于有人说八路军办事处人多了,这话也有道理。贵军不是每个师在西安都有办事处吗?那就让八路军的三个师也分别在西安设立个办事处吧,这样办事处的人就不多了。”一番话,说得顽固分子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胡宗南的副官来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接待了他。他趾高气扬,高谈阔论,胡说八路军“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不遵守三民主义,搞共产主义宣传”。林伯渠严正批驳道:八路军在前方打了那么多胜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怎么能说八路军破坏抗战呢?你们把守卫河防的部队开到陕甘宁边区的周围,把枪口对准边区,这难道叫抗战吗?你们不打日本打友军,这难道是增强团结吗?我们宣传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有人却说我们是宣传共产主义,这是破坏两党的团结。一席话,说得那个副官哑口无言。然后,林伯渠半规劝半警告地说:你我都是中国人,不要敌人反共你们也反共,敌人骂共产主义你们也骂共产主义。如果同敌人的言行一模一样,没有区别,倒会使人怀疑你们和敌人一定有所勾结,或订立了某些默契。最后,林伯渠给了他一个下台阶,说:不过,我相信你是不会的,最多是受了亲日派的挑拨,上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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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一号院旧址说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1979年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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