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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一九三七年九月大同失守后,郭春涛由太原经西安去四川刘湘处,因郭曾在大革命时同林伯渠共过事,林便请他做刘湘的工作,并介绍当时准备入川,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与郭会面,请郭帮助罗在四川开展工作。随后,刘湘即派代表至西安会见林伯渠,要求延安给他派几个军事干部,“籍资助理与联络”。这年十月底,郭春涛再次到西安,又向林伯渠汇报刘湘的情况,并提出加强刘处工作的意见。十月二十九日,林伯渠在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电报中,曾详细地报告了他这次会见郭春涛的情况,提出蒋介石已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的态度近来已有改变,倾向于我,希望我方能派懂得游击战术的干部,充任他的顾问或参谋。郭春涛准备去第七战区作政治工作,也提出希望我方派干部协助他工作,并供给他有关政治动员的材料。刘湘处的工作,后来虽因刘湘一九三八年一月在武汉病故,第七战区旋即被宣布撤销,而未能按原定计议进行下去,但从此中共在川军中的统战工作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初,西安“八办”一度在四川广元设立八路军联络处,专门从事川军的联系工作,并掩护中共川北地下党的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刘湘旧部潘文华的起义,都同这个时期所进行的统战工作有一定的关系。

  林伯渠在西安,或利用去武汉和重庆的机会,还作过许多团结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工作。一九四〇年三月,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发起人、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等一行五人飞抵重庆。林伯渠与叶剑英、董必武专程到嘉陵招待所拜访,就国共两党磨擦事同陈诚恳地进行交谈。中共中央南方局还为陈举行欢迎会,林伯渠、叶剑英和陈嘉庚相继致词,互道友谊。陈嘉庚是华侨的著名领袖,十分敬佩中共的抗日主张和作风,他在动员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一九三九年九月,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在重庆作国事访问。林伯渠与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等前往会见,就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中国反帝民族斗争与内部阶级关系、国共合作及各党派合作的情况,以及苏德协定及其对欧洲和远东的影响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在做统战工作的时候,林伯渠总是满腔热忱,不卑不亢,因人而异,深入细致地做各种人的思想工作。他经常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极其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大家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打败它。不然,不管你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无党派,都得当亡国奴。他还经常引用历史掌故,如讲述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等,来说明只有团结才能抵御外侮的道理。

  〖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

  抗战开始,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林伯渠在西安从事统战工作期间,坚决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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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1、385页。

  一九三八年四月,张国焘叛逃时,林伯渠就同他进行了斗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和反党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尽力挽救他,等待他的觉悟,仍然保留了他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任命他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要他主持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但张国焘却不肯改正错误,对党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他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提出把蒋介石解到保安,主张杀蒋,怀疑和反对党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抗战开始后,他又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对回到边区的一部分地主富农,利用统一战线政策、强迫农民交还已被没收的土地,完全采取放任态度,“使地主收回了很多土地”。直到一九三八年发布了毛泽东写的《陕甘宁边区、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之后,才制止了部分地主富农收回土地的行为,纠正了这种右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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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1943年9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去中部县祭扫黄帝陵。扫墓之后,他托词“要到西安去找林主席”,叫秘书和警卫班先回延安,自己带着警卫员张海直奔西安。可是到西安后,他却住进了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当林伯渠得知他已到西安,要他来八路军办事处居住,他不但拒绝来,而且拒绝同林伯渠会面。直到四月七日,他带着张海来到西安火车站,才交给张海一个电话号码,叫他打电话约林伯渠到车站会面。但当林伯渠赶到车站时,他却钻到国民党一列军用专车内,不肯下车。林伯渠对他说:“你先下车,有什么话,到办事处再谈。”双方争执了五、六分钟,他死活都不肯下车。最后当火车将要开动时,他还耍了一个花招说:“我要到武汉去找周副主席”。这个可耻的叛徒,就这样乘着这列火车,驶向了罪恶的深渊。林伯渠回到办事处,立即将事情的原委电告中共中央和在武汉的周恩来,并告知张国焘正在去武汉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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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海到武汉后,坚持不随张国焘走,拿着周恩来的介绍信返回了延安。
  张海:《张国焘从延安到武汉叛逃的经过》,《楚晖》第3辑,1982年8月。

  张国焘到武汉后,仍拒绝周恩来等对他的多方挽救。他在会见蒋介石时,说“在外糊涂多时”,表示要投靠国民党,并于四月十七日发表了脱离共产党的书面声明。为维护党的纪律,四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作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予以公布。随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发布了命令,决定开除张国焘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兼代主席的一切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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