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62)

六二

　　林伯渠在西安还就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问题，多次同西安行营蒋鼎文进行交涉，与南京政府指派的代表彭昭贤、谷正鼎、郭械嬛等谈判。当时国民党不但拒绝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而且坚持要委任一九二七年即追随蒋介石反共的丁维汾为陕北行政区主席，并极力企图缩小边区的范围。林伯渠在同他们交涉、谈判的过程中，坚定地坚持了我党的立场，驳斥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武汉出席第一次参政会期间，他直接找蒋介石交涉，迫使蒋核准将此问题“交孔祥熙解决”。九月间，他还拟定了《陕甘宁边区改省计划案》，提出援照四川成立西康省的先例，将陕甘宁边区改为河套省，下辖三省边界地区四十五县。为了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边区人民的利益，一九三九年一月，他根据毛泽东关于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保证民主制度，争取早日解决，但须不伤原则的指示精神，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民主选举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政府委员和法院院长，以回答一切阴谋破坏边区、取消边区的企图。此事，后来孔祥熙虽当面向林伯渠表示：“允许陕甘宁边区定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区域之一”，行政院并一度承认以十八县为边区政府的管辖范围，另外五县为八路军河防部队之警备及补给区，然而国民党政府故意拖延，一直未正式明确承认边区政府。

　　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都必须发动群众。林伯渠在西安期间，十分重视发动和组织民众，他初到西安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就提出：“现在大多数群众团体与有些左派、甚至非左派分子，其爱护八路军、共产党主张之热烈情绪，真有与爱护自己的分子一样。”建议中央应充分估计这种形势，利用时机，“加速地提高我们干部的理论水平”，“尽量将干部派在（各）工作战线上”①。一九三七年十月，他与中共陕西省委支持和领导了西安各民众团体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和游行，批评国民党“救国有党在，不与民相干”的错误政策，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众运动，给民众救国抗战的自由。他还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西安行营商定，由徐彬如作为中共陕西省委的联络人，经常与国民党省党部接洽，解决有关民众运动的问题，以避免误会和纠纷。请求中共中央速派徐冰来西安，以加强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开展国共两党的合作。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借口“未经合法登记”，解散了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安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等十三个抗日救亡团体，逮捕救亡团体的负责人。林伯渠协同中共陕西省委进行交涉，动员社会舆论和社会人士，迫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释放了被捕的五个青年，使十三个抗日救亡团体继续开展活动，并引导救亡团体深入农村，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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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致毛泽东、张闻天电，1937年9月5日。

　　林伯渠在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利用他广泛的社会联系、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主动地对一些国民党将领进行统战工作。当时国民党陕西省省长孙蔚如，原是杨虎城的部下，林伯渠对他就做过许多工作，不但使他的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到处说共产党确是政党的风度”，而且使他对待民众运动的态度也较陕西国民党省党部有了明显的不同。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是林伯渠初到西安时的主要谈判对手和工作对象，为交涉办理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粮、被服、军械等给养事宜，谈判有关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林伯渠经常与他晤谈或书信来往。为了影响蒋鼎文，他还广交蒋部下的厅长、秘书和处长等，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九三九年程潜继任行营主任（番号为天水行营，驻西安），当时，他对政治局势不甚了解，对中共虽无成见，但被假情报所蒙蔽，却说共产党好起事端，扩充势力，对有田六十亩以上的均要没收，等等。曾劝中共从政治方面向全国发展，不应该在军事上“满天飞”，说他个人很苦闷，只能尽技士作用，对西北问题无权处理，但对抗战一事，愿尽个人责任。林伯渠与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过事，私交尚好，便与他促膝倾谈，义正词严而又耐心细致地加以解释和疏导。程潜的态度因此迅速好转，并答应批准发放子弹，放行五部车床，负责解决八路军办事处的其他困难问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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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伍云甫给中央军委的电报，1939年11月15日。

　　与此同时，林伯渠也极力在民主人士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曾多次在西安接待爱国知名人士，如李公朴、闻一多、杜汉三、杨亦周、刘治州、高崇民等，同他们恳商抗战大计。西北地区著名教育家杜斌丞，在西安事变以后，积极拥护中共的主张，坚持抗日救亡运动。林伯渠在政治上对他十分关怀，一九三八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刚出版，即亲自送他一本，后来又多次同他交谈读后感，着重讲了第四章第二节和结束语的重大意义。这对杜斌丞提高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人民群众的巨大历史作用，有极大的启发和促进。他们互相学习，也互相尊重。杜斌丞曾说，他与林伯渠之间是“心往神交”，林是他的“良师益友”。一九四〇年春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他辞去陕西省政府委员。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几次电召甚至派飞机接他，他都不为所动。一九四七年杜斌丞被国民党杀害，林伯渠在悼念诗中称赞他为：“桥陵间气挺人豪，秋水襟怀松柏操”，“誓将热血培民主，唤醒睡狮吼怒涛。”①

　　林伯渠对陕西省以外的国民党上层人士也做过许多统战工作。抗战初期，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在八路军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影响下，想学习八路军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经验，在他的部队中建立战地工作团，林伯渠和他的秘书赵荣声（中共党员）一起，即帮助他招募人员，动员准备赴延安的学生和抗大毕业生到他那里工作。后来，卫立煌派赵荣声到西安询问他能否参加共产党时，林伯渠在听取赵的汇报后，还要赵转告卫立煌，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同样可以对中国革命作出贡献，并叮嘱赵，此事必须严守秘密，不得告诉任何人，以防不测。据赵荣声回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刘少奇路过河南时，约他到八路军绳池兵站谈话，还通知他不要在国民党军队中挖蒋介石的墙脚，并说中央已经决定撤退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所有中共秘密党组织，中共党员需要留下继续工作的，可以保留党籍，但要停止组织生活和组织联系。一九三九年卫立煌移驻洛阳，林伯渠奉中共中央指示，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还向豫西特委书记、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刘子久传达过中央对卫立煌工作的指示，研究如何做卫立煌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卫立煌对抗日比较坚决，对八路军的态度比较友好，在蒋介石制造的反共磨擦事件中，不愿将事态扩大，甚至采取中立态度。这自然是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但同林伯渠的上述活动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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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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