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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上述这些措施,不仅有力地提高了“苏票”信用,扩大了其流通量,而且进一步活跃了苏区的经济生活,为克服财政困难创造了条件。这种不用无条件直接兑现以稳定纸币的办法,还加强了“苏票”同“白票”斗争的地位,避免了“苏票”成为“白票”的附庸。这一经验,不论对当时还是后来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为解决财政困难,林伯渠到保安后采取的第三项重大措施,是进一步加强财政统一,健全财经制度,集中财力,以保证部队的供给。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在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联名发出的《关于筹款问题的训令》中提出:凡已成立地方政权的地方,没收工作由政府执行,部队可派人在该地方政府帮助工作。所筹之款,驻扎在该地的部队可提取一部分或大部,但所筹的多余之款,必须交总供给部并报中央财政部,以资调剂。对于所留下的款项,亦须按月报告转账,即照数打领条给上级供给部,作为领到之经费,以便在会计上表现出筹款及开支的情况。训令还规定:没收的物品亦要作价转送后方,作为缴解的筹款;留在部队使用的,也要作价转账,报告上级供给部和中央财政部;各部队都必须建立经常的预算制度,按时结算;总供给部下建立审计处,以便审核所属机关部队的收支。

  八月二十五日,林伯渠与博古联名发出《关于建立地方财政的指示》,对省财政部的组织机构、收支范围及与县财政部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强调必须“在自给原则下,建立各省单独负责的财政制度”,有关财政方针与各省收支概算,均须经中央财政部批准。在概算范围内,入不敷出的,由中央协助解决;支出有余的,必须将多余部分缴解中央。

  为解决财政困难,林伯渠到保安后还积极提倡和支持发展生产。当时保安已划为中央直属县,新调来该县任苏维埃主席的刘景范提出:保安县人少地多,可以同时发展农业与牧业,奖励垦荒,垦荒的土地两年免征公粮;禁止宰杀和出境幼、壮与母畜;向农民购买和借用一部分余粮,用来榨油、生豆芽和做豆腐,以便解决中央机关和部队到后的吃菜问题。林伯渠完全赞成刘景范的意见,提出办事处各有关部门都应该给予大力支持。由于他的赞助和推动,办事处很快批准了保安县的意见,并通知中央有关部门给予财力、物力上的支援。这样,保安县的农牧业与副业生产便发展起来,缓和了机关、驻军供应紧张的局面。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由保安迁至延安。这时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基本上停止了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开始转向抗日方面。中共中央为了准备将苏维埃政府改为边区或特区政府,再次实行国共两党合作,二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林伯渠负责政府工作,博古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王观澜亦调出另行分配工作;同时决定将政府的土地部并入国民经济部,粮食部划归财政部。林伯渠在会上提出:“暂时政府名义上不变动,实际上我可负责,等各省政府确定后再改变。”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此事直到这年四月中旬才对外公布。

  林伯渠全面主持政府工作后,为适应时局的变化,四月二十一日,他与中央审计委员谢觉哉联名发出通知,通令各单位在“时局由战争状态转到和平,由两个政权对立的状态转到合作”的情况下,财政上必须更加注意“健全各种制度”,发展“种菜、养猪、养鸡、做鞋袜等”生产事业,注意“保持苏维埃红军刻苦节省的传统作风,防止浪费腐化的习气侵入”。通知中还规定:公私费用必须“严格分开”,一切私人费用,均“不能出公家账”,禁止“办高价酒席”。

  四月二十六日,林伯渠还以代主席的名义,发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布告》,对以前逃跑的地主豪绅,现在又纷纷回家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处置办法:

  (一)在已分配了土地的区域,地主豪绅回来,可在原区乡分配他以和农民一样多的土地和房屋。但已没收了的土地不许还原,已经取消了的租债,不许再索取。

  (二)在没有分配土地的统一战线区域,地主豪绅的土地停止没收。但去年以前的欠租,应宣布取消,不准索取。至于债务:甲、利息已超过本或等于本的,不再付利;乙、利息尚未及本的,可酌量情形付给微利。

  (三)地主豪绅回来,可与其他群众一样受到苏维埃的保护,但同时须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不得有欺压群众、反抗政权机关的行为,违者依法处办。

  四月间,林伯渠还主持制定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发展交通运输的《陕甘宁特区经济建设计划草案》,提出“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将特区创造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使它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林伯渠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党代会,并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刘少奇、张国焘、凯丰、林彪、杨尚昆、聂荣臻、肖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方、蔡畅、贾拓夫、刘长胜等一起,被选入大会主席团。这次会议共到代表二百二十余人,另外还有六十余人列席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讨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博古《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林伯渠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并致闭幕词。他热烈拥护毛泽东的报告,着重讲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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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议,因为同时还有红军和白区的代表参加,因此又称“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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