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22)

二二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改变的时候，孙中山也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一九二二年八月初，孙中山离开永丰舰，经香港于八月十四日抵达上海。由于多次的失败，特别是他自己亲手培植起来的陈炯明的叛变，使他更加感到，中国革命需要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必须学习俄国，取得俄国的援助。这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现的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也有力地促进了他的思想转变，使他逐步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所以，中共西湖会议之后，当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拜访孙中山，提出中国共产党员准备加入国民党，帮助他改组国民党时，他不但完全同意，而且还非常高兴，“畅谈不倦，几乎忘食”①。他并向陈独秀、李大钊等表示，可以取消打手模、宣誓服从他个人的入党方法，按着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说“你尽可一面作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几天之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即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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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大钊：《狱中自述》（原稿）。

　　林伯渠十分敬仰孙中山的人格和革命精神，孙中山被陈炯明赶出广州，避居上海后，他仍然留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同孙中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上述陈独秀、李大钊、马林与孙中山的会晤，他大都参与其间。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还经常“往返于上海广州之间”①。一九二二年九月以后，苏俄驻北京代表越飞与孙中山彼此多次派出代表进行商谈，也大都与林伯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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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边府林主席谈国内团结国共合作》，《解放日报》，1943年2月4日。

　　在中共和苏俄的帮助下，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上海以国民党上海本部名义发表了改组宣言，承认中国已“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开始对其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关于民族主义，即由过去的排满发展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关于民权主义，则由过去之“建设共和”，扩充为直接民权，“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关于民生主义，除“平均地权”之外，又增加了节制资本的意义，提出“铁路、矿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①。宣言还特别强调了民众的重要性，提出“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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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1日。

　　一月二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党务会议，通过了党纲及总章，重申三民主义为党的基本纲领，规定了党的组成体制，废除了原来入党誓约和打手模等入党手续。规定：“凡中华民国之成年男女，赞成本党党纲，并愿确守本党一切规章，有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填具入党志愿书，经本党给与党证者为本党党员”①。孙中山在会上的讲演，还特别强调了改进党务的重要性。他说：只有改进党务，恢复以前革命党的精神，才能“有胜无败”。这次会议，根据孙中山提出的寻觅党务人材，不拘方式的推荐，重新推定了中央各部的组织人员，委彭素民、林祖涵为总务部正副部长，陈树人、孙镜为党务部正副部长，林业明、周佩箴为财务部正副部长，叶楚伦、茅祖权为宣传部正副部长，张秋白、周颂西为交际部正副部长。另委居正，孙洪伊、覃振、张静江、于右任、廖仲恺、陈独秀等二十一人为参议；柏文蔚、蒋中正等十三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其中各部的部长大多数都是起用的新人。一月三十日，孙中山又委任谭平山为中国国民党广东工界宣传员，并要他先期回粤整顿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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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国民党总章》，1923年1月2日颁布，《革命文献》第8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影印再版，总页第1049页。

　　林伯渠因事去广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当彭素民写信告知委任他为总务部副部长时，他立即写信给孙中山，表示：“祖涵频年相从，无补高深，独于三民主义以党治国之说，衷心研究，服膺拳拳，近察世界潮流，国际趋势，欲导中国于强盛，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均有赖于吾党之工作”①。林伯渠不仅热诚拥护孙中山改进国民党党务的措施，并且表示愿意继续追随孙中山，完成改组国民党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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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转引自李云汉：《容共到清共》，台北1973年版，第158—159页。

　　在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时，他与苏俄的关系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继一九二二年底马林赴桂林同孙中山商谈国民党与苏俄结盟之后，一九二三年一月中旬，苏俄代表越飞经过与孙中山半年多的通信联系，又由北京抵达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于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了《孙、越联合宣言》。越飞在宣言中明确宣布“中国之最重要最急迫问题，为完成全国统一，并取得完全之国家独立。”“关于此项大业……俄国人民对于中国表最热切之同情，并愿予以赞助。”①孙中山也再次表示，热烈欢迎苏俄对中国革命之帮助。这一宣言标志着孙中山已消除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而最终确定了联俄的政策。随后，他又派廖仲恺陪同越飞去日本，商谈具体合作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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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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