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161)

一六一

　　1954年6月，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已满年限，调动是必然。但调任何职，却大有文章。凭孙立人的资历、能力，估计应任“参谋总长”之职。可是，蒋介石却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调来做“参谋总长”，孙立人屈就于“总统府参军长”的虚位上。不料，新任“参谋总长”桂永清到任两个月后即患病去世。

　　在众人看来，“总长”一职已非孙莫属。然而，孙的希望又一次落空。蒋经国的亲信彭孟辑一跃而上任“代参谋总长”。孙立人再一次受到打击后，更加速了和军训班学生的联络，准备时机成熟，“结成一股力量，以作苦谏之用”。

　　而对孙立人的再次打入冷宫，江南分析说：“蒋做这样的决定，客观原因是‘狡兔死，走狗烹’，以孙做门面争取美援的作用消失；主观的情势，孙犯众怒，特别得罪了小蒋，导致内部的不和，且忧虑孙为美国所利用，怕祸起萧墙。”

　　1955年5月初，孙立人和部属郭廷亮商议，趁蒋介石到台南检阅部队之机，实行张学良式的“兵谏”，呈上意见书和改革方案。但由于特务机构早有觉察，台湾保安组织遂先下手为强，首先逮捕了郭廷亮和一批骨干成员。只有安徽籍军官刘凯英得幸逃脱，他迅速到孙立人公馆报告消息，但此时孙宅已被监视，他终没逃出蒋经国的天罗地网。

　　6月6日，蒋介石的台南之行按时进行，早晨4点30分，台南7万受检部队进入受检位置。但为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军方两度用扫雷器在检阅台前反复检查，致使7万官兵空等了2个小时。检阅开始后，孙立人还在坐陪，几天以后，孙立人的影子就消失，孙立人以“兵变罪”被捕入狱。

　　孙立人等所准备的“意见书”内容，台湾方面一直讳莫如深，加以保密。据外电报道，要旨如下：反对蒋介石一人包办党务，要求结束政府私人化局面，实行美式民主；要面对现实，放弃“反攻大陆”的口号，努力把台湾建设好；反对蒋经国领导的特务统治，要求铲除政府和军队中的贪官污吏；反对军队政工制度和师以上主官任期制度；要求孙立人担任“参谋总长”。

　　由此可见，这又是一篇反对蒋氏父子的宣言，尤其对蒋经国多有指责。

　　孙立人被捕，台湾当局只字不提，外电首先报道了这一消息。在台岛内外舆论的压力下，2个月后，蒋介石见纸里包不住火，无奈之下于8月3日抛出了孙立人的“辞职书”，内称：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言郭廷亮案情，日昨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材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钧座未即付之法局，仰见格外爱护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职随从垂30年，尽忠效死，惟恐不及，乃党发生郭廷亮及江云锦等案情，不但五内如焚，急悚万状，且愧对钧座，直欲剖腹以明心曲，连日深切反省，职实有错，应向钧座坦率自陈，请予惩处有：（1）郭廷亮为职多年部下，来台以后，又迭予任使，乃竞是匪谍，利用职之关系肆行阴谋，陷职入罪，职竞未警觉，实为异常疏忽，大立职责。

　　（2）两年前鉴于部队下级干部与士兵中，因反攻有待，表示抑郁者，为要好心切，曾指示督训组江云锦等于工作之便，从侧面联络疏导，运用波等多属同学友好关系，互相策勉，加强团结，以期领导为国效忠，原属积极之动机，不意诲导无方，竞致变质，该江云锦等不但有形成小组织之嫌，且甚至企图演变不法之举动，推源究根，实由职愚昧糊涂，处事不慎，知人不明，几至贻祸国家，百身莫赎。

　　上述二事，均应接受钧应严厉制裁，伏念弱冠之年，即追随钧座，今已两鬓俱斑。无日不在培植之中，感激知遇，应有以上报，乃今日竞发生此种不肖事件，扶忠自省，实深咎愧！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倘蒙高厚，始终保全，俾闭门思过，痛悔自新，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

　　8月20日，蒋介石发布“总统令”，准予孙辞职，并命组成案件调查委员会。命令称：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组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听候核办。

　　派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组织调查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就匪谍郭廷亮有关详情，彻查具报。

　　命令发布后，陈诚等9人调查委员会连日召开会议，展开调查，50天后，他们拿出了一份长达1.6万字的《孙案调查委员会报告书》，报告书指出：郭廷亮作为匪谍，穿插于孙立人和第四军训班少数学生之间，一面利用军训班学生的不满情绪煽动孙立人“兵谏”，一面设法使军训班学生相信孙立人已有意采劝行动”；而孙立人联络学生，其目的在于培植力量以寻求对所提意见的支持，他与郭廷亮动机和目的不同，但在行动上相互利用。

　　报告书结论为：

　　一、郭廷亮为匪谍并利用其与孙立人将军之关系执行匪谍任务，阴谋制造变化，其本人业已承认不讳。

　　二、孙立人将军对于郭廷亮信任甚深，不仅未觉察其为匪谍，且因孙将军企图利用郭廷亮在军中建立个人力量，乃至坠入郭廷亮匪谍活动之阴谋而不自觉。

　　在陈诚等9人委员会调查的同时，经蒋介石同意，另组成“监察委员”陶百川、曹启文、肖一山、王枕华和余俊贤的5人调查小组同时开展调查。不久，写成调查报告送蒋介石过目，但蒋却将该报告尘封于“监察院”，并列为“极机密”文件不予公之于世。对此，5人调查小组成员之一陶百川曾坦言，他们的调查结果与9人小组的调查报告颇有出入。到底出入在哪里，不得而知，反正里边大有文章。

　　10月底，蒋介石根据9人调查小组报告发布“总统令”，对孙立人一案作出最后的处理，该令称：兹据调查委员会主任陈诚、委员王宠惠等呈报彻查结果，一致认定该上将不知郭廷亮为匪谍，尚属事实，但对本案有其应负之重大咎责，姑念该上将久历戎行，抗战有功，且于该案觉察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兹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现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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