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82)

八二

　　因为，在台湾历史上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占领时期，台湾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日本在台贯彻“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以土地重新登记、调查、丈量、收买为借口，以土地所有权申报为手段，把大量历代汉族和高山族农民辛勤开垦的土地没收为官有。在他们的巧取豪夺下，全台68．5％的耕地、山林归殖民政府、日本财阀及少数人占有，其中耕地面积的20．4％被日本财阀和私人占有，森林面积的97％以上为殖民地政府占有。这对以农业为主、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台湾来说，广大农民被“竭泽而渔”，台湾地主的剥削强度和农村阶级对立的尖税程度，比大陆诸省有过之而无不及。

　　1945年台湾光复后，日本殖民者退出台湾，但其土地占有关系却无多少改观，土地越发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台湾地主对农民层层盘剥，方式五花八门，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高地租，据1949年“台湾省政纪要”记载，台湾的地租额一般都在业六佃四的水准，甚至达到业七佃三。二是实行“铁租”，即不问丰欠旱涝、收成好坏，佃户必须向地主交纳不少于丰年总收获量的60％的地租。三是押租制，即预收一至二年的全部地租。四是副产物租，即地主在地租之外，还要平白无故地分享甚至全部霸占农民饲养家禽和种植果木的收人，尽管这些收人并非产自地主的出租地。

　　在这种深重的压迫之下，台湾农民饥寒交迫，哀声遍野，有的地区已爆发抗租抗息的自发运动。对此，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指出：“租佃双方矛盾无法调融，造成农村社会内部之不安，极易为外邪所感染”，共产党的“渗透工作，即多从此等空隙入手”，如“不加改善，乱源即由此发生，证诸往事，历历不爽，”而今“农村不安现象，已极显著”，“因此之故，台湾必须实行土地改革，是一种客观需要，虽有万难，不能顾及。”

　　鉴于形势的严峻，蒋介石一到台湾便宣称：“我们要为坚持。实现三民主义而战，满清革命时期，我们乃是以民族主义为重心；在军阀革命时期，则是以民权主义为其重心；在今日对共匪勘乱复兴的国民革命时期，乃是以民生主义为重心的革命”。而实施民生主义的起点，便是开展“土地改革”。

　　蒋介石在大陆统治22年都未实行“士地改革”，为何一到台湾便大刀阔斧地进行？除了他所谓的解决民生主义和蒋家小王朝的生计问题外，其“土地改革”的可行性也大大增加。

　　因为，这时台湾当局与地主阶级的关系已不同于大陆时期，在大陆时，地主阶级是国民党的依靠力量，国民党内的党、政、军高级官员，多与农村中的封建地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他们本人就拥有大批地产。1930年国民党曾颁布了《土地法》，规定要实行“耕者有其四”和“平均地权”，但是刚一实行就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他们纷纷到蒋介石面前托关系求情，“耕者有其田”根本行不通。而在台湾，国民党当权者与当地地主并无丝毫瓜葛，正如国民党的叛逆者孙家麟所说：

　　因为地主全部都是台湾人，所以国民党可以大慷他人之慨，以大刀阔斧的手法，毫无顾忌地认真推行。

　　假如当时百甲以上的大地主，有三五个是属于皇亲贵戚之流，我想台湾的土地工作，能否顺利推行成功，恐怕连陈诚先生也不敢作肯定的答复。

　　同时，实施土地改革，对国民党当局而言又是一箭双雕的大好事，既可以施恩于民，巩固统治基础，又可以削弱台湾地主的经济地位，间接打击“台独”分子和台湾地方势力。

　　加之，国民党退台后，实权人物陈诚、蒋经国等又都是土地改革的坚定支持者。陈诚早年曾在江西、湖北等地积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但因种种原因而未奏效。蒋经国早年曾在苏联任集体农庄的苏维埃主席，对解决土地问题有较深的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在赣南时，他颂布了《新赣南土地政策》，规定“土地分配，依人口而决定，超额由中国农民银行照价收买，再转贷给佃农，地价由人民开会来决定，分五年还清。”由于国民党极右势力的阻挠和蒋介石的反对，其土改政策也付之东流。到台湾后，陈诚、蒋经国更加认识到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从而力促进行土改。

　　2．“土改”三部曲

　　国民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是分三步进行的：

　　第一步：“三七五减租”。

　　1949年3月1日，陈诚在台湾省行政会议开幕式上宣布要切实执行“三七五减租”，他警告大地主：“仅顾及本身利益而剥削农民，将来会自食其果”。4月23日，陈诚公布“台湾私有土地租用办法”及实施细则，由此揭开了台湾土改的序幕，并开始执行“三七五减租。”

　　“三七五减租”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限定耕地租额。扣除种子、肥料等成本费25％，剩余75％由农民、地主各得一半，即37．5％。换言之，即地主收取地租，最多不能超过租地全年出产物的37．5％。原约地租超过37．5％者减至37．5％，不及者不得增加。这就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地租负担。

　　第二，确定耕地租期，巩固佃权。1951年6月，台湾当局颁布“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规定：废除租地押金制和预收地租制，租约必须以书面签订，租期不得短于6年，对不到6年而地主撤佃的情况作了种种限制。该法案颁布后，佃农只要与地主签订租约，即可取得至少6年的土地支配权，在此期间，只要每年交纳总产量的37．5％地租，产量增加租额也不变。因此，佃农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遂热心于加强田间管理和短期水利建设，保护了佃农利益。

　　第三，灾歉之年地租减免。因灾害等原因造成农作物歉收时，承租人可以请求乡镇公所耕地租佃委员会查勘歉收情况，认定减租办法。地方发生普遍耕地因灾歉收获量不及三成者，应予免租。

　　对“三七五减租”台湾当局十分重视。陈诚强调：“民意机关是否代表民意，县市长是否系革命的县市长，皆以其对三七五减租的态度为一大测验。”各县市也设立“三七五减租”委员会。到1949年7月，“三七五减租”基本实施完毕。

　　第二步：“公地改领”。

　　日据时期，日本殖民政府和日本移民占有大量土地，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这些土地，名曰“公地”。1948年4月，台湾省政府颁布《台湾省放领公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工作要点》，划出所接收土地中的零星部分，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出售。这种小规模的试办公地改领，因次年推行“三七五减租”而暂时中止。1951年6月，台湾“行政院”核定“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开始以贷款方式向农民大规模实施公地改领。实施办法是以放领土地的作物全年总产量的两倍半为地价，按承租耕地的现耕农、雇农，耕地不足的佃农、半自耕农等顺序承领土地，承领者分10年向当局偿还地价，还清后即为土地所有者，承领土地按质量分为三等，按承领人的家庭人口和耕作能力酌定承领面积。

　　公地改领从1951年初至1976年分26年内分数期办理，共放领地13．9万公顷，占全部公地的76％，平均每户承领0．49公顷。公地放领的实施，将“国有”耕地的所有权转移给农民所有，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增强了农业生产基础。因为，承领公地的价款负担较“三七五减租”轻，农民可从中获益，而放领公地的地价收入，则主要用作扶植自耕农基金和发展农业生产基金，以改良水利设施和增加农业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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