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54)

五四

　　“陈仪事件”：陈仪系政学系的重要人物，任过国民党军政部次长、福建省主席，抗战胜利后又首任台湾行政长官，因参与镇压“二二八”台湾人民起义，而被轰下台。后来他主持浙江政务，鉴于有台湾“二二八”起义的教训，主张“效法东欧民主国家作风”。解放战争中，陈仪公开著文抨击蒋的内战政策，北平和平解放后，李济深派人来浙江联系和平起义事项，陈仪表示愿作傅作义第二，哪知，举事不成反遭杀害，这其实与汤恩伯有直接关系。

　　陈仪和汤恩伯，一是浙江绍兴人，一个是浙江武义人，虽说姓氏不同，他们的“父子关系”在国民党内是众人皆知，并传为美谈。汤恩伯出身于贫苦农家，早年就有从军报国的志向，而苦于无门可循。陈仪在浙江担任浙军第一师师长时，汤恩伯寻上门去向素不相识的陈仪作毛遂自荐。陈仪慧眼识“英雄”，满口答应，出面保送并资助汤恩伯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陈仪家兄弟虽多，却一直没有子嗣，仅收养过一个侄女，后来出嫁离家，陈仪膝下无子，甚是孤寂，因而将汤视为义子，汤恩伯亦以义父之礼待陈。据说，因陈有恩于汤，“恩伯”二字即为纪念陈的恩泽而起的名字。

　　汤恩伯在日本学成归国时，陈仪亦由孙传芳的军阀部队投入北伐阵营，甚受总司令蒋介石的器重，有了与蒋的这层关系，陈仪又向蒋举荐汤恩伯。汤恩伯后来获得机遇进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并担任大队长。抗战时期，国民党部队中有“军中三杰”，即指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汤恩伯的从军就业，乃至后来的扶摇直上和陈仪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因此汤对陈，敬呼“先生”而不称名不及姓，数十年如一日。

　　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并要由杭州回溪口，陈仪专程从杭州赶去南京迎接，并亲眼目睹了蒋介石沮丧落魄的神情。蒋引退后，陈仪默察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决定起义，准备将浙江完整、和平地交到人民手中。他考虑到与汤恩伯的特殊“父子”亲密关系，故策动时任京沪杭警备司令的汤恩伯共举义事，汤恩伯满口答应。

　　待陈仪真要行动时，汤恩伯退缩了，而且还向蒋介石告密出卖了陈仪。蒋介石对汤恩伯的忠诚夸奖了一番并向他征询对此事的意见，汤恩伯坚决回答：“国家大事，义不徇私，自应以领袖之意见为意见。不过，我和陈仪的关系，素为人知，在不妨碍总裁及政府的威信之下，希望能予陈先生以善终天年之恩”。蒋介石毫不迟疑地立即授汤恩伯全权处理此案，井让其提供接任浙江省主席的人选，汤恩伯提出了3人，蒋介石从中圈定周睿。

　　中共地下党得知此消息后，立即派人向陈仪作了汇报，陈仪死活不相信“义子”会出卖他。陈仪在交卸浙江省主席职务后还收到汤恩伯转来的一封蒋介石安慰电，电称：“汤总司令转会治见，交卸后务请来溪口一谈。”陈仪接电报后不屑于去溪口见蒋，乃乘车去上海找汤恩伯，可一到上海他便失去了自由。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陈仪被押到台湾，囚禁于基隆要塞司令部，他心灰意冷，对任何人不再发一言一语，终日如老僧入定。汤恩伯不时派人携带日用品前去探望，希望陈仪安心颐养天年。

　　哪知，1950年6月，蒋介石落脚刚稳，便下令审判陈仪。汤恩伯闻讯急往台南求见蒋介石，侍从传话出来，蒋介石已去台中，等杀死陈仪之后才能接见。汤恩伯号陶大哭，四处求人营救，他先拜托在上海的患难之友谷正纲、雷震、方治和原上海市长陈良转求。雷震说，老头子是杀人立威；谷正纲认为蒋介石要用陈头镇压人民，他是死定了。汤恩伯又请毛人风求蒋介石遵守诺言，饶陈一命。毛人风事后答复说：“天威难测，我已恳求过了，没有用。”当时任参谋次长的林蔚，是蒋介石的亲信，与陈仪、汤恩伯交情亦深，林蔚在老蒋面前全力救陈，也遭蒋的拒绝。

　　1950年6月18日早晨，电台和报纸宣布枪毙陈仪。大家闻讯纷纷赶到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叮刑场。马场叮，自国民党政权迁台以来，就变成了南京城的雨花台，是当局枪决囚犯的刑场。尽管这里枪声不断，但却从没有拥过来如此之多的看热闹的民众。据统计，有2万多人前来围观，围观群众又可分为两部分人，一是台湾仇恨陈仪的人，因“二二八”起义发生在陈仪主台时期，这些人将屠杀台湾同胞的账算在了陈仪头上。有的人还带来了鞭炮，准备陈仪行刑后燃放庆贺。二是同情陈仪的人，他们认为陈仪是难得的“廉吏好人”，做了一辈子大官，一生无儿无女也无身外财产，操守廉洁又敢于仗义执言。密麻麻的人群从早守候到晚，最终也没见陈仪出现。

　　其实，所有来马场叮来观看行刑的人都上当了！陈仪早于19日凌晨1时就被押赴别的刑场枪决了。

　　陈仪被处死以后，蒋介石才召见汤恩伯。汤恩伯垂泪无言，蒋介石似余恨未消，斥责汤说：“你大义灭亲，还哭什么！不许立牌位祭奠！”汤恩伯原在家中为陈设立灵堂，祭奠尽孝，受到蒋的训斥后不敢不从，只得含泪忍悲焚牌除灵。可怜陈仪饮恨而死，死后也无人敢为之一洒同情之泪。

　　陈仪一死，汤恩伯在台湾军政界背上了“卖师求荣”的恶名，而蒋介石念其还算忠诚，赏给他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闲职，汤从此落落寡欢，情绪忧郁，加之本来患有十二指肠溃疡病，病情日益加重，1959年他去日本动手术，竟死于手术台上。溃疡本不是什么严重的病，有人怀疑他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因为汤恩伯系抗日将领，日本人可能记恨于汤，趁此报复。据手术时的目击者称：“汤似痛苦不过，虽然上了麻药，仍图挣扎，日医用力揿住，直至力竭而死！”

　　50年代初期，台湾军警和特务以“触犯刑律”为名，任意逮捕进步人士和无辜的工农大众及知识分子。连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和兄弟李崇道，因在家里留宿一位旧时广西大学的同学，竟也被误以“掩护匪谍”罪投进了监狱。还有一人因家有马克·吐温著的《汤姆历险记》一书，愚蠢的特务将此书视为“红书”，而连人带书一块扣押。待查清事实后，还将此人关了一段时间，以作“参考资料”。这位被押者以后谈及事情的过程还心有余悸，说：“那里无需法律程序，可以随时枪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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