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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这时,沫若越来越认清了文学与革命的不可分割性,第一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一九二六年三月二日,他在《文艺家的觉悟》一文中公开号召:

  朋友们哟,和我表同情的朋友们哟!我们现在是应该觉悟的时候了!我们既要从事于文艺,那就应该把时代的精神和自己的态度拿稳。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我在这儿敢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一句话。文章在《洪水》上刊载出来后,很快有人投书编辑部,热烈欢呼沫若“‘斩钉截铁’的高举起第四阶级文学的鲜红旗帜”,诚恳地表示愿站在这面旗帜下做“一个小卒”。同情和拥护创造社的青年人日益增多,创造社自身亦感到需要进一步发展,尤其应当成立自己的出版部。达夫主张最力,沫若亦很同意。经过一番酝酿,由周全平拟订了具体计划,决定采取募股的办法,小至五元一股,大至五十元一股。这个消息一见报,远近的青年翕然响应,连一些中学生也省下了零用钱来认股。《创造社出版部章程》规定:“本部组织之目的在打破出版界恶习,谋社内外优良刊物发行之便利。”这不是一个商业化的书局,而是读者和作家的公开的合作机关。该部设股东会、理事会和监察员会,由郭沫若出任理事会主席,成仿吾任会计兼总务,郁达夫、周全平等为理事。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正式开张,后来还在广州、武昌、扬州、长沙以及日本设立分部。不过这时候,沫若已经离开上海到广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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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翔梧:《沫若,我要站在你的旗帜之下》,1926年《洪水》半月刊第11、12期合刊。
  《创造社出版部章程》、《总部第一届理事名录》,均见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十五

  向来喜爱文艺的郭沫若,竟与教育也有一定的缘分。别的不说,单在上海,先后就有好几所大学邀请他任教。

  一九二五年四月,沫若应聘去大夏大学任讲师,教《文学概论》,每星期两节课。报酬虽然微薄,不过并没影响他热心教学的情绪,他很想乘这个机会认真钻研一下,把平时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直感,结合近代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来一个升华,以求得系统的理性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有独到见解的“文艺的科学”。为此需要阅读大量的参考书,但他无钱购买,连图书馆都没有的大夏大学当然也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他只好远道去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借阅或立读。这个特别的顾客,一开始就得到了店主内山完造(1885—1959)的多多关照,日后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并经内山介绍,与日本大众文学作家村松梢风有过一段交往。

  沫若常常从环龙路寓所乘黄包车赶到学校——严格说,这哪儿是什么学校,只不过是校方借来开散学的一座旧公馆。他在教室不象教室、礼堂又不象礼堂的房间里上课,从文学的胎元形态入手,寻求出“文学的原始细胞”,即纯粹的情绪世界。他举出了实例加以说明:当初幼小的和儿看见迷人的博多湾和可爱的月亮,总要反复呼唤:“呵,海!呵,海!呵,海!呵,月亮!呵,月亮!呵,月亮!”这可以说是表现了儿童的情绪世界的诗,由此才引出了沫若自己的诗《新月与晴海》:“儿见新月,遥指天空;知我儿魂已飞去,游戏广寒宫。儿见晴海,儿学海号;知我儿心正飘荡,血随海浪潮。”两相比较,形式上后者比前者复杂,但节奏完全一样,只是字里行间所表现的情绪明朗化了。然后沫若又以这“文学的原始细胞”为对象,进一步分析研究文学的创作过程、感应过程和进化过程,从而构成文艺总论;再在总论的基础上,按诗歌、小说、戏剧讲述分论。这样丰富的内容可惜还没讲到一半,由于“五卅”运动学生参加罢课而终止。以后沫若不愿继续受聘,他将讲课的部分内容整理成《文学的本质》和《论节奏》两篇文章,公开发表在《学艺》等杂志上。

  《学艺》是中华学艺社的刊物,郭沫若系该社成员,曾被委任为总事务所编辑科干事。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间,他还应邀担任了学艺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五年八月学艺大学正式成立,他受聘为文科主任兼教授,并主持学艺图书馆工作。但终因与董事林骙、教员曾琦等人的矛盾,而于年底辞掉了该校的职务。

  没想到上次晤面后不久即奔赴广州工作的瞿秋白,已经向广东大学推荐了郭沫若。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大学寄来了聘书,请沫若去担任文科学长。乌烟瘴气的上海当然不值得留恋,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广东的确令人神往,这是沫若“希望所寄系着的唯一的地方”,便立即回信表示接受邀请,并要求添聘郁达夫和王独清,结果达夫被聘为英国文学系主任兼教授,独清为文科教授,还有先期到达广州的仿吾已在做文科兼预科教授。老朋友们将重新并肩战斗在一起,沫若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在胸中勾画着新的蓝图。

  三月十八日,沫若将家眷以及创造社的事务都托付给周全平,即与郁达夫和王独清乘“新华”轮由水路南下,二十三日早晨安抵广州。不料途中方五日,从北到南竟发生了两大令人震惊的事件:启程之日,段祺瑞在北京残酷镇压集会反对日本干涉我国内政的学生,酿成了“三·一八”惨案;第三天,蒋介石在广东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而逮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制造了“三·二 〇”事件。沫若到达广东时,羊城还处在“三·二〇”戒严期中,市面上的气氛有些紧张,来码头迎接的仿吾赶忙将这儿的现状告诉了他。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一同来到林祖涵(伯渠,1885—1960)家接洽,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毛润芝(泽东,1893—1976)。与这位久仰大名的文学家见面,润芝显得分外高兴。“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这便是毛润芝初次留给郭沫若的印象,但不知他有否察觉,面前的这位大诗人耳朵相当背,当他低声介绍广东和全国革命运动情况时,诗人只听清楚了两三成。

  林祖涵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平时对广东大学的工作非常关心。他把郭沫若等人引进广东大学,学校已经开学。三月二十七日,沫若即参加了第七十二次校务会议,讨论筹备中山大学委员会等事宜。为了纪念孙中山,广东大学拟改名中山大学。学生们获悉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不远千里南来,都已先后到校就职,深感荣幸,特发起于星期天(三月二十八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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