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名人传记 > 郭沫若传 | 上页 下页
二五


  回到家中,所有的邻里、同事和朋友都在谈论这场惨案……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大学生,也在枪弹纷飞中身负重伤,他的姐姐不顾一切地在医院中看护他……无数青年同学到处奔走,在为死难的同胞们募捐……是的,有这等年轻、热血儿女,中华绝不会完,鲜红的热血必将浇灌出自由之花,自由之花一定会开遍中华!沫若拿起笔来,想用戏剧的形式绘下这壮丽的一幕。起先他打算写一个三幕现代剧,就以那十七岁的大学生为主角,全剧以弟弟的死亡向姐姐启示一条必由之路,让她化悲痛为力量,努力使自己成为我们民族的一名女中豪杰。但是在具体构思过程中,他却改变了主意,觉得这些认识照亮了他心中早就孕育的聂荌、聂政的形象,他决心描写战国时代的这一对姐弟:姐姐一心支持弟弟的正义行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可以说,《聂荌》是借虚拟的历史故事,歌颂现实生活中的那一对大学生姐弟,这是作者特意献给站在反帝爱国斗争前线的人民群众的“一个血淋淋的纪念品”。

  “五卅”高潮中的上海,完全改变了平常的模样:租界冷清清,往日喧嚣的商场现在大门紧闭,悄然无声,马路上风驰电掣般的车水马龙似乎也已失踪,只有铁甲车和机关枪在抖威风;华界却闹嚷嚷,无论沪东、沪西抑或南市、闸北,一群群工人、学生来来往往,标语到处贴,传单满城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吼声惊天动地。沫若于悲愤泣血之余,由此也看到了希望的光辉:睡狮已经甦醒,我们中华民族尚属大有可为!为了支援、救济站在斗争第一线的勇士,他把自己刚草成的《聂荌》交给上海美专学生会组织的游艺会义演,从七月一日起在新舞台共演了三天。酷暑之中,剧组人员忙得油汗满身,耗尽全部精力;吐着血的女主角扮演者,脸上泛着肺结核的红晕,坚持到吐出剧中的最后一个字;观众因鼓掌而发红的手,一次又一次高高举起,口号声震沸了浦江水。一切都是为了咱们的中华,中华!此次演出所得票款,全都捐献给了上海总工会。

  五卅惨案激起空前的民气,社会各方面的人士都动了起来,声援的群众团体在不断增多。郭沫若也与他的同乡漆树芬、曾琦、阳翰笙、郭步陶等人组织了四川旅泸学界同志会,并被选为职员,负责文字工作。六月中旬,他为该会起草《五卅案宣言》,明确提出对于英、日帝国主义的方略,只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同时必须实现全民大团结。当他把宣言草案交付职员大会讨论通过时,曾琦嗅出了“赤党的经济理论”味,一再指摘其中多处露骨地用“帝国主义”字眼。这个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确实说中了,然而不谈这些还称得上什么旗帜鲜明?沫若面带愠色,严肃地回敬了曾琦一句:“谁注意:这是同志会庄严的声明,不是为贵刊《醒狮》撰写的稿件!”他寸步不让,一方面宁愿不被采用,而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公开发表于《晨报副刊》,另一方面向同志会请求辞职,以表示与曾琦之流的彻底决裂。

  刚与“醒狮派”国家主义者交过手,“孤军派”国家主义者又扑了过来。有个化名为“灵光”(即林骙)的人,长期以来藏在“国家”的美名之下煽惑青年,痛骂科学社会主义者为“穷汉”,扬言中国只要一共产便要受人“共管”。有的青年竟跟在这伙人的后面,借用考茨基骂列宁的话,来骂信奉共产主义的郭沫若是“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奚落他恪守“祖师的名义”。沫若挺身而出,勇敢地迎战对方的挑衅,从一九二五年十月连续发表的《穷汉的穷谈》和《共产与共管》起,到一九二六年三月离沪之前赶写的《卖淫妇的饶舌》止,往往一下笔就是一个通宵。他从不躲躲闪闪,勇于公开承认:“象马克思那样伟大的人物,他就做我的‘祖师’也当之无愧,而我也是事之不惭!”

  --------
  《盲肠炎·卖淫妇的饶舌》

  当郭沫若与国家主义者论战得难解难分之时,他曾得到瞿秋白(1899—1935)的支持和指点。一九二五年入冬以后的一天下午,蒋光慈(1901—1931)陪同瞿秋白来访。沫若久闻秋白大名,但见面还是第一次。待客人坐定后,他便大谈与醒“狮派”、“孤军派”的论争,评述国家主义者关于中国必须效法日本和土耳其的主张如何荒谬。秋白始终默默地听着,他那因严重的肺病而显得惨白的脸上,偶尔呈现些许的激动。末了,秋白肯定了沫若的意见,并希望他及早写成文章,为此还答应向他提供一些关于土耳其的资料。这短短一小时的交谈,使沫若增强了斗争的自信心,同时也给秋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鉴于“五卅”之后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变本加厉地施行恐怖政策,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受到的迫害更加严重,年底郭沫若又与恽代英(1895—1931)、张闻天(1900—1976)、沈雁冰、沈泽民等人联名发表宣言,正式成立中国济难会,以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该会后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

  现实斗争的感召,理论战线的探讨,把沫若从纯文艺活动中解放出来了,原来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他,如今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个性和自由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和自由,实在未免出于僭妄;似乎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和自由,以为大众请命,争回大众的个性与自由,这才合乎情理。这时候,熟悉郭沫若的人都说他变了,变在哪里呢?这期间与他朝夕相处的周全平,说他“渐渐变成现实的了”。这个变化不仅标志着郭沫若个人的转向,同时也表示了创造社的转向。

  --------
  仿吾:《上海滩上》,1926年《洪水》半月刊第2卷第1期。

  正是以这种新的思想和姿态,沫若带领一批年轻的创造社成员,在上海滩奋勇开辟新阵地。他将《聂荌》和以前写的同类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结集为《三个叛逆的女性》,连同《文艺论集》以及周全平的《梦里的微笑》,一起用来与光华书局作为互惠的条件,促使对方同意为创造社出一个定期刊物。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画着一个奇怪的封面的洪水半月刊创刊号陈列在四马路的书肆里了。这奇怪的封面和封面里面的一些新的人名使上海的读者们吃了一惊。于是洪水便缓缓地从上海而泛滥到各处了。”《洪水》半月刊实际上是《洪水》周刊的复活,主要由周全平、叶灵凤、潘汉年、周毓英、柯仲平、邱韵铎、成绍宗、梁预人等经办。为了和创造社原来的成员有所区别,一般都习惯地把这些新近加入创造社的年轻人叫做“小伙计”。除此之外,郭沫若还拉漆树芬和蒋光慈参加了创造社。“小伙计”们虎虎有生气,把《洪水》办得很有特色,从内容来说虽然没有一个标准的主义,但是一贯倾向社会主义和尊重青年的热情,显示了年轻人的率直。沫若更把《洪水》当作与国家主义派展开论战的重要阵地,后来收集在《盲肠炎》一书中的文章,大都在这里发表过。有郭沫若在继续为创造社撑大旗,有一群“小伙计”共同努力,中期创造社的勃兴便由此开始。

  --------
  全平:《关于这一周年的洪水》,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虚阁网(Xuges.com)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