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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王阳明的书,还使开贞在思想上受到了这位古代哲人的熏陶。他把王阳明的“去人欲存天理”的思想,与庄子的“恬淡无为而无不为”和泰戈尔的“梵我如一”观熔于一炉,进行玄而又玄的探讨,从而“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他时常问自己:“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他那颗被对国事的忧虑、客居异邦的孤寂以及失意婚姻的苦恼所齿啮的心,似乎一时得到了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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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论集·王阳明礼赞》

  郭开贞在孤寂和痛苦中对王阳明、庄子等人生发出来的顶礼膜拜,“差一步便可以跨过疯狂的门阈”,幸好在他即将迈开这一步时,爱神突如其来为他治愈了伤痛得近乎癫狂的心灵。一九一六年八月初,郭开贞往圣路加病院为一位刚去世的朋友料理后事,与佐藤富子(生于1894年10月3日)邂逅相遇。佐藤富子出身于日本仙台藩士族(旧时武士的子孙),父亲是位牧师。她的祖先早在五六百年前就和中国有来往,祖父、父亲都到过中国,家中一直珍藏着中国的古书,因此她从小就喜欢中国。她在仙台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尚絅女校毕业后,立志将一生献给慈善事业,不顾父母的反对,来到东京京桥区圣路加病院当看护妇,想学习产科。她是那样富有同情心,听说开贞的友人死了,顿时流了许多眼泪,并说了不少安慰他的话。他望着她娴淑的身姿,那多情的话语顷刻间化成了一股股暖流,流遍了他的全身。分手后,冈山——东京虽然相隔千里,但对这一对恋人来说,空间的距离似乎并不存在,自有飞鸿为他们编织情网,一周之中两人要通三、四封信。他为她另取了一个名字,叫安娜。“安娜啊,安娜!”郭开贞不止一次满怀激情地呼唤着这个最亲爱的名字,他坚信自己的心声必能穿越遥远的路途,激起她情海中不平静的涟漪。那白净净、圆端端的脸庞呵,象圣母玛利亚一样,眉宇间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洁光,就好比一轮光华四射的明月,升起在他的心房。想象中的亲昵和温存,更加速他心儿的颤动。抚摸着称他为“哥哥”的来信,他一次又一次地吮吸着爱情的圣水,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芳香的字迹。他的心时而弥漫着阴霾,如咆哮的海水掀起狂澜,想整个地吞噬那迎风飘来的小舟;时而又撒满了阳光,象干涸的池鱼,在姑娘的泪泉中获得了新生。他越来越感到在今后风风雨雨的旅程中,唯有这一对丰腴的肩膀能帮他挑起人生的重担。想到这里,不知什么时候读过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大路之歌》中的诗行,又迴响在他的心头:

  我给你我的手,
  我给你我的爱——它比金钱更珍贵,
  我给你我的整个身心——在神明与法律面前。
  你愿否给我你的整个身心?
  你愿否与我携手同行?
  你愿否与我终生相爱,永矢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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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和夫1986年1月7日复笔者信,其中说:“安娜名字据母亲说父亲给取的。”

  终于在这一年的十二月,郭开贞专程去东京接安娜来冈山同居。多年来他“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从此得到了“补置”。然而也因此招来父母的指责,甚至与他一度断绝书信往来。开贞虽曾屡次想与张琼华离婚,但总怕伤了父母的心,同时又担心那不幸的女子会自杀,于是只得一面写信恳求父母饶恕,一面驰函张氏希望她能理解他的心:“我们都是旧礼制的牺牲者,我丝毫不怨望你,请你也不要怨望我罢!可怜你只能在我家中作一世的客,我也不能解救你。”直到次年安娜生了个男孩,开贞的父母这才宽恕了他。这桩婚事也没有征得佐藤家的同意,结果安娜因此受了“破门”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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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叶集》第42页,亚东图书馆1923年9月版。

  五

  日本的高等学校,实为大学预科,注重于外语学习。郭开贞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三年期间,外语课所占比重最大。由于日本的医学是德国系统,因此学校规定第一外语为德语,第二外语为英语,此外还有拉丁文。日本人教外语注重读,当学生略通语音和语法之后,便拿很高级的文字来做读物:学德文时,主要就是读歌德的作品;学英文时,又常读泰戈尔诗歌的英译本。这种教授法,对开贞发生了一个与目的相反的影响,即把他决心抛弃的对文艺的热情重又煽动了起来。

  开贞初到日本的那年,曾偶从同寓的一位高年级同学所读的英语课外读物中,第一次见到泰戈尔这个名字。次年,他好不容易买到了英译本《新月集》。这本充满童稚的想象和纯真的感情的诗集,一下子就把他迷住了,他尽情地感受着泰戈尔诗作的清新而恬淡的风味,觉得这与他向来所读过的英国诗不同,与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也大相径庭。他实在爱不释手,一边读着一边居然用中文转译了若干首,《婴儿的世界》就是其中之一:

  我愿意我能在我婴儿自身所有的世界中心得占一隅清静的地位。
  我知道那儿有和他说话的群星,有俯就他的面庞把些柔云和虹霓来安慰他的天宇。
  那些使人相信是不能言说,好象是不能动颤的东西,都匍匐着走来窗前说话,并捧着满盘的明媚的玩具。
  我愿意我能走上那横过婴儿心中的道路,而能脱去一切羁绊;
  那儿有多数使者漫无目的在无稽的国王们的王国间传递着消息;
  那儿“理智”以其律令为风筝而飞散,而“真理”使“事实”得从其桎梏解脱。

  泰戈尔把郭开贞从他所怀疑的贪婪、罪恶的世界,带到了神奇、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一切自然现象于此都成为有生命、有人格的个体,而且其本身蕴含着赤条条的真理,犹如才生下地来的婴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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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文艺论集·儿童文学之管见》。

  一九一六年泰戈尔访日,使正在此邦流行的泰戈尔热达到了炽热化的程度。就在这年的秋天,开贞在冈山图书馆里寻出了《吉檀迦利》、《园丁集》、《暗室之王》、《加皮尔百吟》等书,好象探得了生命的泉水一样,他兴奋极了。每天午后学校一下课,他便跑来坐在幽暗的阅览室里,面壁捧书默诵,感受着欣赏诗美的欢悦,时而流着激动的眼泪,时而似有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他的身体内外,使他享受着涅槃的快乐。直到万家灯火通明,他才慢慢踱回自己的寓所去,一路上还在细细咀嚼、回味着《吉檀迦利》中的诗句:“就是这笼压弥漫的痛苦,加深而成为爱,欲,而成为人间的苦乐;就是它永远通过诗人的心灵,融化流涌而成诗歌。”在泰戈尔诗句的感召下,开贞的诗情似潮水般涌出,流向了笔端:“月儿呀!你好象把镀金的镰刀。你把这海上的松树斫倒了,哦,我也被你斫倒了!……”《死的诱惑》、《新月》、《白云》、《Uenus》、《别离》以及“牧羊歌”等,便是通过诗人的心灵而流涌出来的痛苦,爱与欲。

  既与泰戈尔结下不解之缘,又喜欢歌德和庄子,于是本来有些泛神论倾向的郭开贞,必然与有这种倾向的印度古诗人加皮尔,以及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也产生思想共鸣。他在《三个泛神论者》一诗中,明确表示自己之所以爱庄子、斯宾诺莎和加皮尔,就是因为爱他们的泛神论。所谓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他借助于泛神论扩充了自己形象思维的能力和领域,以丰富创作的幻想,把宇宙全体作为对象,把思想化为形象,这与他的浪漫主义创作主张是完全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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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论集·〈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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