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传六、执教北大第一章椿树胡同的冬烘先生(3)

六、执教北大第一章椿树胡同的冬烘先生(3)

　　1906年底。德国的《新自由报》和法国的《欧罗巴邮报》先后登载了这封信，所加题目是《给一位中国人的信》。看来，信中，托尔斯泰特别强调道德的主张与辜鸿铭是颇有相似的地方，辜鸿铭肯定是颇能接受托翁的思想的。到1908年8月28日，托尔斯泰八十大寿，正在上海的辜鸿铭以中国文艺界代表名义，撰写中英文祝寿文，通电祝寿。其祝寿文如下：

　　今日我与同人会集恭祝笃斯堆（即托尔斯泰）八秩寿辰，窃维先生当代文章泰斗，以一片丹忱，维持世道人心。欲使天下归于正道，钦佩曷深。盖自伪学乱世，刍狗天下，致使天下之人汩没本真，无以率性而见道。惟先生学有心得，直溯真源，祛痼习而正人心，非所谓“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者欤？至若泰西各国宗教，递相传衍，愈失其真，非特无以为教，且足以阻遏人心向善之机。今欲使天下返本归真，复其原性，必先开民智，以祛其旧染之痼习，庶几伪学去，真学存，天下因登仁寿之域焉。今天下所崇高者，势力耳，不知道之所在，不分贵贱，无有强弱，莫不以德性学术为汇归。今者与会同人，国非一国，顾皆沿太平洋岸而居，顾名思义，本期永保太平；孰知今日各国，专以势务相倾，竞争不已，匪特戕贼民生，其竞也，必至互相残杀，民无噍类。故欲救今日之乱，舍先生之学之道，其谁与归？今之所谓宗教，如耶、如儒、如释、如道，靡不有真理存乎？惟是瑕瑜互见，不免大醇小疵；各国讲学同人，如能采其精英，去其芜杂，统一天下之宗教，然后会极归极，天下一家，此真千载一时之会也。同人不敏，有厚望焉，是为祝。

　　看来，托尔斯泰与辜鸿铭大有惺惺相惜之意。托翁穿着，常是粗布衣衫，与一般俄国农民无异，混同于一般的俄国百姓之中。辜鸿铭呢？则有些不同流俗，一身辜记服装，不似托翁浑朴，倒有些游戏风尘色彩。这却无损于他们二人在中国问题上的一致。两人都有主张中国文明救世的倾向。特别是托翁对中国的幻想，也许是没有实现而存期望更高，对中国有一种雾中看花的感觉，早在1891年10月25日他写给彼得堡一名出版商的信中，回答出版商问他什么书对他影响最大、印象最深时，严肃认真地列了五十余种书，分别说明在他一生的五个时期的影响，并注明影响的程度。而在五十——六十三岁这段时间，列举了十一种，其中有两种是中国古代著作，一种是《孔子和孟子》，下注他的印象和对他的影响：“极深刻。”另一种是《老子》，下注明：“深刻。”很可能是这两部书，沟通了他与辜鸿铭的思想。

　　托翁对中国不切实际的幻想，也许正是他本身理想世界的依托。他远没有像哲学家罗素到中国后体悟到的那种结论，一个自私的民族如果加愚昧和残忍，结果会很悲哀。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原本忍唇负重，不，原本是因为不得不忍辱负重才忍辱负重的民族，变得何等令人吃惊！变着法子损人、辱人、整人。然而怪不得托翁，托翁与辜鸿铭也许太天真太幼稚。然而这种天真与幼稚却是太难能可贵了。人类早已投奔金钱太快，无暇去寻思前路如何！托翁之所以伟大，就在他能以一己痴念，为人类描绘理想的性灵，在灰暗的人世灵魂辉耀一颗明星。临逝前，托尔斯泰也未忘记他给辜鸿铭写的这封信，有人称道其生平著述，托尔斯泰答言：“此皆不足道。余以为最有价值者，复中国人某一书而已。”

　　言下对他给辜鸿铭这封牢骚满腹的长信，追怀不已。看来他是在信中刻意要与辜鸿铭阐发他辉煌的中国梦想的。而辜鸿铭在祝寿文中也称述其意，大加颂扬。这两位堪称未曾谋面的异国知己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梦：中国文化拯救世界。

　　辜鸿铭定居北京后，家中更是洋人不断，当时在华的欧美人士无不纷纷慕名前往拜访。特别是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节节胜利时，辜鸿铭却早已看到德国内部的危机，德国工人革命运动潜伏着不可忽视的力量，预言德国人必败。战后，中外人士对他的论断无不佩服。侨居北京的西方人，遇有争论不决的问题时，总是说：“我们去请教辜鸿铭先生，看他怎么说。”而他也老实不客气，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以其渊深的西洋学术涵养，来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常能得到明晰的结果，令西洋人钦佩不已。

　　本世纪一、二十年代访华的外国作家、记者，无不以一见辜鸿铭为荣，甚至宣称：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紫禁城中的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成了外国人到北京不可不看的一位圣哲了。

　　1920年，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游历东南亚，看过辜鸿铭故乡槟榔屿后，来到北京，现在，他急于想见的就是辜鸿铭。

　　【毛姆（1874～1965）英国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生于巴黎，曾在法、英、德等国受教育，四十余岁后开始游历东方，在南太平洋追寻画家高更的遗踪，后到槟榔屿观光，再到中国旅游，1929年起定居法国。一生创作丰富，题材多样，涉足小说，剧本等创作。】

　　毛姆到了北京后，即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大约此时的中国在一般西方人眼中，乃生番之地，出乎意料，这里居然繁华得很，他在访问记里，编造了一个神话似的城市，他写道：在如此偏僻的地方发现如此巨大一个城市，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向晚，从城门的雉堞上望得见西藏的雪山。这里人口稠密，只有走在城墙上才走得自在；就是步子迅疾的人，走完一周也得花三个小时。周围一千英里内没有铁路；城旁的河流如此之浅，只有轻载的平底帆船才能安全航行。坐舢板到长江上游，得花五天。一时间你感到烦燥，不禁自问，火车轮船到底是否像每日搭乘的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为生活所必需；因为在这里，一百万人口成长发育、结婚、生儿育女、死亡；在这里，一百万人口致力于商业、工艺和思想。

　　也许这是毛姆对北京城虚幻的感受。但他知道这座城市住着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名震西洋的辜鸿铭。他之所以踏上到北京的旅程，动机之一就是想见辜鸿铭一面。

　　在毛姆的想象中，辜鸿铭早已是位神话般的人物。这位神话人物是中国最伟大的儒教权威，为慈禧太后手下最大的总督当过多年秘书，如今已退隐。然而，一年中，每周总有几天开门揖客，接待求学的人，宣讲儒家的教义。他拥有一班门生，但为数不能太多，太多就不会有高人之清奇了，就俗了。因为学生们敬畏他那朴素的寓所和严厉的教诲，而更向往洋大学的豪华楼房与蛮子的实用科学，而这必是他嗤之以鼻的，而且这位传说中的人物性格倔犟。

　　毛姆向他落脚的那家主人——一个快活的英国人，提出希望会见这位神话人物，主人当即表示愿意为他安排一次会晤。毛姆便一边游览北京城，一边热切地等着这场会晤，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却音讯杳无。毛姆实在忍不住了，拜见一位渴望拜见的人，就像渴望一杯美酒，越喝不到，越想喝，越觉得如果没有喝到，世界上最好喝的就是这杯了。他向主人探听，主人却耸一耸肩。“我派人捎信过去，叫他快来，”他说：“不知怎么，他还没来。他是个固执的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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