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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仕在北洋·幕府二十年 第八章 南洋公学·哀歌(3)


  当时松枝新一亲往造访,辜鸿铭又到舰上参观,两人于酒市畅谈,其乐融融,初次相见,即有欢若平生之感,辜鸿铭问松枝新一:“松枝君,我一直有个疑问,想我少游西洋各国,习其语言文字,略知各国沿革立国之基。西洋近百年来,风气大开,讲求智慧,精于制造业,人口增加极快,故航海东来,于是东洋各国,因此多事。我中国自古圣人教民,重道不尚奇巧,故制造器械,远不如西人。兼以近来民俗苟安,不思进取,故常苦无抵御之策。而日本与我中国,本是同族,文字也相同。特别是日本,文物衣冠犹是汉唐风貌,民间礼俗,也多上古遗风,故士知好义,崇尚气节。当西人东来,皆慷慨奋起,献身家国,不顾性命。又有西乡诸人领袖群伦,博通古今,因时制宜,修国制、定国本。唉,日本之能有今日之国威,不受外人狎侮,当真是有道理了!然而听说日本国民近日学西洋技艺,往往重西学而轻汉文经书,我确实很困惑,想你能释我疑惑么?”

  松枝新一见辜鸿铭问得诚恳,其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心下感动,遂说:“先生多虑了,如我,原本日本士族,幼年习西人军事谋略,航船技术,然却尤好中国文学,故能担当国家重任。”

  辜鸿铭慨然大叹:“我现在更相信你们日本之所以能有今日,确非仅依持西洋区区奇技淫巧,实因为你们国家尚存我汉唐古风,故士知好义,崇尚气节。”

  后经日俄战争,日本人战胜了俄国,更令辜鸿铭心中的民族主义心弦大动。辜鸿铭来到日本东京,他发现自己已不是个陌生人,日本人对他不仅熟悉,而且崇拜,特别是他在横滨《日本邮报》上登载的许多为中国辩护的论文,以及庚子一役,以张之洞、刘坤一授权名义发表的一系列定名为《尊王篇》的文章,使他在日本名声大噪,而他于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发表的一系列为日本呐喊的文章,更受日本人欢迎。

  很快,辜鸿铭应邀作了一系列演讲,演讲正对了他的胃口,他的舌辩之才,他的“金脸罩,铁嘴巴”功夫,使他能在演讲中,大肆宣扬东方文化,称道日本人以汉唐古风立国,在世界上为亚洲争了光,教训了狂妄自大的自以为是的来到中国和日本的欧洲人。斥责欧洲人为半开化的没有教养的流氓……

  辜鸿铭凡有邀请演讲,有请必到,到后就一阵狂吹海聊,自吹自擂,大骂西洋人……口中时而英文,时而日文,时而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常令指派的翻译目瞪口呆。

  拖着长辫子,穿着长袍马褂,一双双梁布鞋,或者很别扭地套一双皮鞋的中国人,日本人见得多了。特别是那些留学生忸怩地将一条长辫子盘在头顶上,弄得油光发亮。他们学得最快的是娱乐,吃喝螵赌。日本人早就见厌了。这一位却不同凡响,令日本人耳目一新,他在西洋人中的影响,他滔滔不绝的辩才,他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特别是杰出的语言天赋,迷住了日本人,日本人为他喝彩、欢呼。辜鸿铭大为陶醉,他在这里才真正得到了信心和自尊,他对日本人越来越有好感了。在这里,替他捧场的,比在大清王朝还多。站在演讲台上的辜鸿铭无比兴奋,一条灰色的小辫子似乎更长了,更黑了,头上的瓜皮小帽也更神气了。一身长袍马褂,一双双梁布鞋似乎总在代表他向日本人宣扬他的信仰、他的自尊、自傲。他总忘不了把自己的辫子拿到手中,对着大日本帝国正在膨胀的臣民们宣扬大清是最纯正的中国文化之基,热情洋溢地呼吁:“让我们一起来拯救垂老的大清帝国吧,让它在世人面前重放光芒。”

  然而,辜鸿铭对日本政府的游说却极不成功。

  日本人已经把牙齿磨得很好了,胃口也不错。没有患消化不良。特别是甲午一战,吃掉了台湾、澎湖列岛后,更对自己的胃口有了信心,但吃到口的辽东半岛又吐了出来。接着对俄国人一战,更是知道自己的牙齿已很好用,吃到早已想吃到的东北大餐。现在,既精强又力壮,日本人此时是太关心自己的胃口了。

  站在这个日本政府衙门上,辜鸿铭却一味呼吁:“贵邦与我中国,文字相同,风习一源,现在中国政府正经历着一场浩劫,中国文化面临着毁灭的深渊,殷望贵国政府能帮助大清王朝,恢复正统……”辜鸿铭这一番滔滔陈述,只在向日本政府兜售一件崇高的文化古董,一点都没有挠到日本人的痒处,书生意气的辜鸿铭怎么知道还有一个《征讨清国策》一直装在日本人的脑子里,他们要的是进攻北京,占领长江流域各战略要地,划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浙江舟山群岛入日本版图,其余部分分割成若干小国,附属于日本。日本人对前清没有多大兴趣。

  辜鸿铭是动之以情,日本人是晓之以利。空有舌辩之才的辜鸿铭怎能深明其中细故?难怪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上海会见复辟分子时,听说他们派遣辜鸿铭到日本东京,大不以为然,说:“辜鸿铭其人,虽精通汉洋之学,稍有见识,但多辩而无才能,其言不足以动人,以其充当去我国之使者,非适宜人选。”

  【宗方小太郎(1864~1923)1894年来华,1901年在上海创立东亚同文书院,任代理院长。1923年病逝于上海。宗方自1890年至1923年,作为日本海军的间谍,长期在华活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曾多次潜入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旅顺等军港,刺探重要军事情报,为此受到日本天皇的嘉奖。最后,辜鸿铭只得到日本政府的空口许诺,怏快不乐,唯日与日本人吹捧东方文化以自娱。不过,日本人还是对大清王朝,对宣统皇帝感兴趣的。他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位大清末代皇帝的命运。1932年,他们最终帮助溥仪在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不过已经太迟了,忠心耿耿的辜鸿铭已拖着长辫子进了坟墓。如果他活到那时,不知又有何谬论。】

  恰值此时,瑞典文学院提名两位东方人作为19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一位是印度的泰戈尔,另一位就是辜鸿铭,提名辜鸿铭的理由是因为他翻译中国典籍,向西方介绍中国儒家经典,宏扬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和人生哲学,激烈地批判以西欧为中心的大国沙文文化。(结果印度诗人泰戈尔入选。)消息传来,心情尚比较好。

  在日本继续呆了一段时间后,只会晤了阿部政务局长,仓知次官,仅仅约定回国后将复辟活动的情况向阿部报告而已,觉得事不可为,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于1913年1月底返回上海,深感一帮复辟“志士”徒有忠贞之心,却百事难以措手。无聊之余,他决定到青岛看望正在那里学习的儿子——辜守庸。早在1907年,辜鸿铭就将他与日本小妾贞子生的唯一一个儿子辜守庸遣往青岛,在青岛大学的预科班学习。

  1910年,奥地利籍讲师赫善心博士应聘来青岛大学。讲授《哲学入门》。课堂上,这位博士屡屡提到辜鸿铭,班上的学生们都漠然置之,没有一个知道辜鸿铭的大名,这位洋博士大为惊讶,对学生们说:“他的儿子就在本校学习,你们居然不知道大名鼎鼎的辜鸿铭?”

  语气中充满了惊讶和不解,学生们这才知道原来有个叫辜鸿铭的人令洋人如此的佩服,到处打听。幸好姓辜的人不多,最后纷纷找到辜守庸,探询辜鸿铭情况。他拿出父亲所著的《张之襄幕府纪闻》上下两卷给他们看,学生们读后都觉得极为平常,无非传统笔记志人志怪一流,没有什么惊人之处,更显疑惑。

  到1911年,广州起义后,该学校学生纷纷自动剪掉发辫,而辜守庸因为未得父亲许可,仍旧拖着条长辫子,成为少数拖着长辫子的大清遗老子弟之一。1913年初,辜鸿铭来到青岛,整日里混迹于宗社党遗老之中,高谈阔论,骂人骂世。而在大清王朝统治下时,就已兴起的租界,是大清王朝不管的大清国土。在那里由洋衙门作主,洋巡警、洋捕头说了算,不容于大清的朝廷命犯老躲到那里去高谈阔论。现在袁世凯也继承了大清的这份基业,不过这次是轮到大清的遗臣们到那里去高谈阔论了。这些忠君之士,一拥到那里房租屋价登时上扬,只苦了一帮小百姓。

  流亡青岛的大清恭亲王溥伟,就是这里大帮遗臣的中心,复辟叫得最响,活动最为频繁。这位王爷见辜鸿铭发高论,反对革命,大谈保全清室的道理,正隍惶无依之中,引以为同道,有意接纳。而隔三间五前来闲聊的辜鸿铭,此时心中想的却不是参加甚么政治组织,政治活动,他想的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标新立异本就是他的行当,见人就夸耀他的新、他的异正是他崇尚的清谈风度。是思想界的花花公子本色,见人就亮出自己缝制的一件件思想新衣。

  青岛本是德国人的租界,德国人又最佩服他的高论,所以常有不少混迹青岛的德国人前往拜访,聆听高谈,这下青岛大学的学生们才眼见为实了。这时,辜鸿铭结识了一位引以为同道的德国人——卫礼贤。

  卫礼贤二十五岁即从德国万里迢迢,来到山东,一边勤修中文,研究中国诸子百家,一边于他的本行——传道。雄心勃勃的他在青岛办起“礼贤书院”,着手将中国典籍译成德文,卫礼贤对辜鸿铭早已耳熟,早在1911年即将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中国的牛津运动》译为德文。两人在青岛相见,遂结为密友,时常在一起探讨学术。辜鸿铭深厚的西学功底和对中国文化的见解,令这位德国人佩服不已。后来,卫礼贤回国后,于1924年起,担任德国佛兰府大学中国学院院长,把辜鸿铭的影响带到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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