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传四、仕在北洋·幕府二十年第八章南洋公学·哀歌

四、仕在北洋·幕府二十年第八章南洋公学·哀歌(1)

　　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

　　紫禁城的黄昏。

　　上海。南洋公学，辜鸿铭执校长印。

　　这年初，完成了回忆张之洞的文章后，穷居北京的辜鸿铭，深感局促于下僚，难有建树，更何况此时，大清已是无可救药，明主张之洞已死，困居于此，徒然消磨时日，日日见到暮气沉沉的京师气象。令人郁闷；朝中诸公碌碌，令人丧气，不如归去。遂辞去外务部职，南下上海。受聘，任南洋公学校长。南洋公学，1896年4月盛宣怀创设于上海，由电报、招商两局提供经费。分设四院：师范院，即师范学堂；外院，即附属小学堂；中院，即二等学堂（中学堂）；上院，即头等学堂（大学堂）。1903年改名为上海商务学堂，不久又改名商务部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又改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设有铁路、电机等科。辛亥革命后，改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邮电学校、交通传习所等合并，改名为上海交通大学。

　　时正值沈曾植辞官居上海，两人时常过从，相与悠游，同时宦海浮沉数十年后，深感国事不可为，正因有报国之心。自许经世之才，却不能得到施展的机会，更是痛苦万分。此时两人索性抛开朝廷之事，让那些吃肉的人去管，自命吃素的，也就乐得个轻松。

　　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却越来越不好过，隔三间五总有些些事情，刺痛朝廷中枢的神经。一帮积极鼓吹立宪的人，以张骞、汤寿潜、郑孝骨为首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康有为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在日本组织政闻社……花样百出，连续组织四次到北京请愿，希望早日召开国会，遭到清廷拒绝，绝了他们的希望。

　　同时一帮不晓事的朝中大员，借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之机，向帝国主义大肆借款，掀起一场在四川爆发的保路风潮，成立保路同志会。四川总督奉命擒杀请愿群众，迅速点燃四川武装暴动的火焰。清政府命端方带兵从湖北入川。1911年4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起义，不久即被镇压，但清政府却惊恐万状。正如孙中山所说：“已震动全球，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已在一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中扎下了根，湖北武昌在革命团体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等的领导下，在军队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四川、广州形势的鼓舞下，准备发动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革命党人就控制了武汉三镇，于11日推黎元洪为都督，建立湖北军政府。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在海军供职。甲午战争后，投奔湖广总督张之洞，颇受宠信，两次奉派到日本学习，升至湖北新军协统。1911年保路运动兴起，以军界代表资格参加湖北铁路协会。湖北军政府成立，出任都督。1912年当选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仍兼鄂督。袁世凯窃权后继任。1915年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职。1917年张勋入京后被逐。1922年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后复职，次年又为直系所逐。1928年6月病死于天津。】

　　武昌起义后，各省人民莫不同情革命，闻民军胜利，额首相庆，奔走相告。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安徽、福建、广东等十三省和最大的城市上海纷纷宣布起义，一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的地方扯下龙旗，换下长袍马褂红顶子，挂出一块军政府的牌子，即宣布革命。

　　另一方面清廷朝中一帮天潢贵胄，却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举国上下一片闹哄哄一拥而上的革命景象。亲贵遗臣纷纷出都，天津上海青岛大连等洋人租界，挤满了他们的身影。屋租房价顿时骤升，有人写一联嘲讽这些风逃勋臣：君在，臣何敢死？寇至，我则先逃。

　　上海，望平街（当时报馆集中地）上，万头攒动，许多人整天都在那里探听革命的消息。此时却有许多遗老遗少，藉口交通堵塞，要求租界加以取缔，妄想像戈登当年镇压太平军一样，对这次革命进行干涉，阻挠甚至武力镇压。十月二十五日，辜鸿铭投书《字林西报》，编辑全文照登，信中称：“此可为模范之租界，犹属大清之世界，若肯从上海报馆中痴人妄说，刊刻排满图画文章，非独有违万国公例，抑岂事理之平？……夫此等排满文章，意在鼓动长江及各埠数百万饥民，使其抛却服从皇帝之职，意使乘问起事耳。……如今日望平街所刊排满文章，英人岂能置之不言？我愈思英将戈登之诚实尽职矣。”

　　辜鸿铭稿一投出，如像往常一般来到南洋公学，不料学生们看了他的文章后大怒，同时有的报章上称他为“怪物”，更助长了学生们对他的看法：此公是颇有反革命意思的。于是一哄而上，围着辜鸿铭，大加诘难，一时汹汹嘈杂。令辜鸿铭应对不暇。突然辜鸿铭一声大喝，打断学生的哄嚷，顿时都静静听着，只听他说道：“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

　　学生们顿时鼓掌，闹哄哄散了开去。

　　辜鸿铭大为气恼，长辫一抛，即返身离去，也不再到学校。辞去南洋公学校长，整日里潜心向壁，钻研中国文化，或与来访之中外客人高谈阔论而已。北京，武昌起义后，清廷在无知而又无能的隆裕太后和软弱无能的摄正王载沣的统治下，很快陷入一种近乎愚蠢的状态。醇贤亲王载沣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曾犯过一些严重错误，而现在他继续还在犯着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决定或者是被说服要恢复一个人的职务，而这个人正是他最危险的敌人，两年前被他贬黜并使之丢脸的那个人，以为起用此人即可结束大清王朝中群臣的恐慌，重新稳定整个混乱不堪的帝国，年幼无知的宣统皇帝可以重新坐到龙椅上做他童年的梦。

　　毫无疑问，起用袁世凯可能会有一个明显好转的局面出现。这位疗疾彰德的袁世凯在帝国训练有素的新军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朝中文武大员多出自他的门下，其他勋贵也多与之沟通，他对各种政治集团的影响仍然是很大的。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统兵南下，镇压革命。此时的袁世凯却熬足了架子，知道他的机会来了，却不管清政府这边如何急，越急对他越有利，来了个不痛不痒的答复，表示歉意，此刻不能服从皇上的召唤，因为两年前迫使他返乡治疗的足疾至今未愈，不肯从彰德老窝中出山。而他的一帮亲信坐镇前线观望不进，急坏了载沣等人。

　　十月二十七日，袁世凯开出条件，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授与他军事全权，保证供应充足军饷等等。同时亲信也致电清廷，摇旗呐喊，最后，不得不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见火候已到，即走马上任，一到北京，他就发觉自己是掌握局势的人，他可以按自己的主意行事。并且确信不会有人妨碍他。他身兼湖广总督，统率军队和组织内阁，于是他着手处理军务，并迅速扭转了长江中游地区同革命军的斗争形势，把武昌对岸的汉口和汉阳从革命军手中夺回，但他并不急于进攻，他有自己的打算。

　　袁世凯很快派唐绍仪到上海同革命军商讨和谈事宜，不料唐绍仪一到上海不久，即发表赞成共和的声明后辞去代表的职务，所有的人都明白了，袁世凯并非忠于清廷，他更忠于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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