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传四、仕在北洋·幕府二十年第五章首入帝都(2)

四、仕在北洋·幕府二十年第五章首入帝都(2)

　　这日，张之洞总督府上张灯结彩，铺张扬厉，花了无数银两，邀请驻武汉各国领事，大开筵席，并广招军界、学界人士，高奏西方乐曲，杯觥交错，喜气洋洋。这时正逢圣谕令举国传唱爱国歌，辜鸿铭心下大有感触，遂问梁鼎芬：“星海，满街都在唱爱国歌，怎么没有听到人唱爱民歌呢？”

　　梁鼎芬知他心有不平，必有妙语，遂怂恿道：“汤生兄何不编他一首？”

　　辜鸿铭略一沉思，脱口而出：“我已得四句佳句，想不想听？”

　　“当然愿意听了。”

　　随即高声吟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话音刚落，听者无不色变，还是张香帅充耳不闻，正自津津有味品着一杯美酒。要知，此直接对着老佛爷骂过去的话，可是天大的罪状，谁知他老先生随口即说，香帅也左耳进，右耳出。好一个明主，好一个谋士！

　　辜鸿铭早先在《日本邮报》上发表的《尊王篇》中为慈禧太后吹捧，可他是清醒的人，那是骗骗洋鬼子，我民心犹在，士气犹存。心底下，却是腹诽颇多，这只不过是其偶然冒出的一点点而已。

　　在创办学校的同时，张之洞还大量派遣留学生，早在1898年，即派一百五十名两湖子弟前往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商、工诸艺。他对派遣留学生的热衷，是由于急需洋务人才。而他派留学生的方针则是西洋不如东洋，一则日本近，费用少，易考察；二则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三则，日本人已对西书作了处理，便于学习。因此在1898年后近十年间，大量派出湖北学生游学日本，达数千人之多。1903年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选派江南水师学堂毕业生十六人赴美、德学习军事，同年湖北派出八人赴德，四人赴俄，二十四人赴比。

　　张之洞对于国外留学生接受新思想，宣传改革、革命的信念，时有所闻，但他却不知道时势变化，在他看来：“留学生，年少无训，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加以引导。”

　　1903年9月，张之洞上奏清廷，条陈饬筹防范之法，清政府根据他的意见，颁布《约束游学生章程》和《奖励游学生章程》，对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的学生，立即命其停止，如有不从，即命退学。同时又施之以恩惠，对循章守法的学生，赠以举人、进士出身等奖赏，恩威并济，试图以利吸引学生。殊不知，此利禄一途大开，本为冷门的留学。多是一帮困穷或求真知者的途径。一变而为大热门，以出洋为猎官之捷径，当官在中国，好处是太多了，一登官位，手下百姓的钱财是他的自不必说，就是命也是他的，如何不令人眼红？稍有家资者无不纷纷出洋，以期镀金回来，挣个大红顶子，再做个三年清知府，弄到十万雪花银，太诱人了。而一帮真正忧国忧民的学人，却仍热衷于探求救国之路，原非张之洞的势利之心所能诱动的。辜鸿铭对主公此举，大为不满。

　　这一日，有大批留学生又要派赴外国，张之洞亲自为他们饯行，酒酣耳热之际，学生们一致请张之洞讲儿句，张之洞也正要告诫他们，欣然说道：“你们到了西洋，要好好努力，认真求学，学得一身本领，将来回到祖国，为国家效命出力，挣个红顶子，做大官，那是很容易的事情。希望诸君勉之，不要信那些异端邪说，闹嚷嚷无所作为。不小心还会坏了诸君的性命。”辜鸿铭听他如此说，大不以为然，私下里对人说：“香帅只知利害，不知是非。是非之论，他听不进去；只有利害呢。他还能接受。”

　　此话传到张之洞耳里，张之洞大怒，立即把辜鸿铭叫来，训道：“谁说我只知利害，不知是非？如果我只知利害，岂不早已有万贯家私？所谓利者，在哪里？我讲究的不过公利而已，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则不能不讲。”

　　辜鸿铭针锋相对地答道：“当初，孔子不言利，然而孔子就讲私利吗？”

　　张之洞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认为公利私利大有区别，公利不可不讲。最后辜鸿铭讥讽道：“《大学》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然而小人为了国家讲富强，岂不是说公利吗？香帅诱学子以名利，恐怕遗害不浅。香帅学识丰富，难道没有看过袁枚说的一则故事？”

　　张之洞一愣，不知他如何扯到袁枚身上，愕然问：“又与袁枚什么相干？”

　　“那也很简单，袁枚的故事不过是说。从前有这么个人，因为无子，终日忧心忡忡，求教于人。别人告诉他，只要能学学禽兽的样，必定会有子女。这人惊讶异常，问是何缘故。那位出主意的告诉他，男女交合，万物化生。此处是只有人欲没有天理的。现在的人年过四十，就有了传宗接代的想法，将天理掺加入人欲当中，不仅欲火不能旺盛，难以尽怀，要怀孕当然难了。而且以人胜天，是造物之大忌。难道不见牛羊犬豕乎！其交合，如神射手一般，一发一中，百发百中，是什么缘故？那是因为禽兽无生子之心，阴阳自然鼓动，行其所不得不行，止其所不得不止，因此其繁殖生育，可以说是势所必然。”张之洞面带窘色，犹有小忿，说：“这又与利害有何关系？”

　　“香帅，关系大着了，你这番不断派人出洋留学，诱人以功名利禄，此乃等而下之者，再则诱人以报效祖国，既有谋利谋官之心，又有为国效命之想，岂不是存了传宗接代之心？如此三心二意，岂能学有所成，徒增几个想当官的而已。更何况派出去的留学生，大半是去挣洋功名的，国学根基虚浮，好高夸大，回国之后，妄自尊大，不屑与国内学人同列，未先尝试，即求大用。宁为高等游民，不肯屈就卑职微俸，处处以洋人为规矩，不明国情，趾高气扬，自以为是。在我看来，祸中国者，官僚而外，即留学生。”

　　张之洞为之气结语塞，支支吾吾，默默端起茶杯，不再言语。

　　日后，辜鸿铭有位老友的孙儿清华毕业后，将赴美国留学，前往他府上拜访，辜鸿铭听说这位后生将赴美学商科，很不赞成，说：“你家乃书香门第，竟允许乃孙出国学做买卖，实为奇耻大辱。”

　　随即以四书中一段话，让小伙子译成英文，小伙子随口译来，令辜鸿铭大为感叹：“如此英文水准，学商，太可惜了。”

　　辜鸿铭不仅对于留学生不满，而且对于崇洋媚外者也大为不满。固步自封的天朝上国自从洋人打进来后，信心尽丧。同光以后，争以洋气为尚，一登洋地，身价倍高，特别是留洋学生可以授举人、进士，国人更是趋之若鹜。辜鸿铭大作讥讽，说：“想当初范蠡浮海出齐，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治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大约就是当年华侨。想当日，齐国穷无聊赖之一般官绅，必大开欢迎会，必定还请了招待员，挂国旗，奏军乐，吃大餐，有一番大热闹。可惜太史公纪陶朱公事，未曾将此热闹情形以龙门之笔描写出来，至今犹令人费三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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