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传四、仕在北洋·幕府二十年第二章汉滨读易

四、仕在北洋·幕府二十年第二章汉滨读易(1)

　　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

　　武汉。汉滨读易者辜鸿铭。

　　张之洞移督湖广，十一月，卸两广总督职务。十二月，辜鸿铭相随乘船经香港、上海，抵达武汉。此番张之洞移任湖广，与清末铁路争端直接相关。作为现代文明标志之一的铁路，在大清帝国的神圣领土上，其命运才真是曲曲折折、九弯十拐。修，是不容易，修起了，也没有好结果。铁路这玩艺儿仿佛带有西洋人的魔咒，天朝的龙子龙孙们生怕见到这个如此先进的庞然大物，习惯了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人们怎么容忍得了？

　　早在同治年间，一帮洋务大员已深知铁路的妙用，李鸿章就多次上陈修筑铁路的好处，未能成功。开矿、修铁路，对于这个固步自封的帝国臣民来说，不是带来便利，而是性命交关的大事。

　　大规模修铁路、开矿，必然会开动一个庞大的工程，打通无数的自然条件的阻碍，这恰是中国人最忌讳的。中国人为了此生的幸福，来生的安宁，修房造屋，有涉动土的事，小到像砌个炉灶，都要花去许多银子，请来风水先生。特别是安葬祖先的坟地，更是此生幸福与后代造化的关键，一定得兴师动众，千辛万苦，花去许多银子才请来正宗的风水先生看好地盘，买将下来。如今这一切，岂不是破坏了风水吗？

　　中国人互相争斗，直到兵戎相见，大打出手，都会在手战、舌战、赤膊上阵之外，辅之以风水之战，刨祖坟，挖地脉，都是用惯了的。早在伟大的始皇帝时代，就发现西南有王气，遂命人在西南山中埋下大量的珍宝，以魇王气。而开国帝王们都不知干过多少刨祖坟、绝地脉的蠢事，且干得一本正经，干得认认真真。

　　从更大程度上说，风水更是一方人们命运和前途所系，岂是动得的？看来，洋人到中国来修铁路，开矿山，是没安好心的。他们一定是想凿穿中国的龙脉，破了中国的风水，绝了中国的前途。1876年，英国人开办的怡和洋行，擅自修筑了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七月通车，引起举国惊恐，舆论大哗。十月，清政府只得以二十八万五千两白银高价买回该路，买回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它毁掉。1877年，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条铁路消失了。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认识到现代交通和科技的重要，洋务大员力倡兴修铁路，却遇到一片齐声反对，障碍仍在。

　　张之洞身历战乱，加之身边一帮洋务人材的影响，特别是辜鸿铭定期呈送的关于世界各国的资料，对西方工业技术和现代工业有了较深切的认识。于此铁路之争汹汹不已之际，张之洞独自上疏，认为铁路之利，非同小可，利在通土货，厚民生，征兵转饷尚在其次。着眼于铁路经济效益的认识，比那些主张者、反对者都高明许多，并且提出实际方案，认为宜从泸沟桥起，经河南，以达湖北汉口，开通泸汉线，开通此线有七大利，其要者为富国、强兵、利民。1889年，清政府在听取沿江沿海各督抚意见后，认为张之洞条陈各节所奏颇为详尽，业据一再筹议规划，方案周详，即可定计兴办。著派直隶总督李鸿章监修北段，南段由湖广总督监修。

　　在这场争论中，李鸿章提出多年的铁路修筑之所以得不到支持，既在于他树敌过多，也有清政府防范淮系之目的。张之洞便成了一个可以接受的势力提出建议，因而予以通过。也是清政府以之平衡淮系力量的手段。遂命张之洞移督湖广。

　　张之洞交卸两广总督职务后，经上奏朝廷得到皇帝上谕：“候选道蔡锡勇，山西候补道陈占鳌，候选知府沈嵩龄，广东候补知州凌兆熊，候补知县赵凤昌，江苏候补知县薛培榕，均著发往湖北，交张之洞差遣委用，钦此。”

　　除了这些已有候补头衔，已入大清官级的官员们，非得经过正式调用外，张之洞还带了一大帮子幕僚。从广东带走一大帮子幕僚，对张之洞来说，乃情非得已。大清王朝选举任用官员：全归中枢，地方官员不得自己选拔僚属。为了解决地方行政的千头万绪，必需方方面面的人才，所以，地方官员不得已，多养幕僚，以备专务。

　　张之洞在此世变日亟的势态下，也不得不储才幕府，以图洋务。辜鸿铭、梁敦彦就以幕僚身分，跟随张之洞到湖广总督府去了。

　　张之洞对他的几位手下期许甚高，一行人坐船北上时，抵达汉口的前夕，张之洞慨然叹道：“吾辈鞅掌为常，转籍道路为休假，明日又将治官事，愿无忝六君子之称。”张之洞所谓六君子者：蔡锡勇、凌兆熊、梁敦彦、赵凤昌、辜鸿铭，还有张之洞自己了。可见张之洞对他一班手下期许之一斑了。

　　张之洞一行到湖北后，从两广开始的洋务努力，在两湖之间，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和一班幕僚的精心策划，成绩也不容小觑，结出累累硕果。

　　一、湖北炼铁厂。
　　二、湖北枪炮厂。
　　三、湖北纺织官局。
　　四、采矿。

　　蔡锡勇、辜鸿铭等精深的西洋知识对张之洞帮助极大。这些设施多用德国技师和德国技术，因此主办德文译事的辜鸿铭下了不少力气，出谋划策，搜集资料，监督洋员。

　　在开采大冶铁厂时，就遇到德国技师首先将资料呈报德国政府，引来德国人的觊觎。最后在辜鸿铭的帮助下，严辞拒绝，但还是同意优先聘任德国技师。几经周折，1894年才告竣工，西方人大为震惊，视为中国觉醒的标记，惊呼“黄祸”来临：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征诸领事之报告，吾人预知其不可量矣。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英美当道，幸勿以幺幺视之。……呜呼！中国醒矣，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赢之军队尤可虑也。

　　——《东方杂志》第七年七期译西报《论汉阳铁厂装运钢铁出口将为欧美二洲实在之中国之黄祸》甚至预言。不久，湖北将成中国的匹茨堡、米克里斯布鲁及威斯法里亚。日本人更是惊叹不已：登高下望，使人胆裂，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是为二十世纪之雄厂耶！

　　然而不幸得很，洋人的预言不仅没有实现，炼铁厂一帮长袍马褂的官员，到处指手划脚，最后竟成了彻头彻尾的不中不洋的怪物，终于步履维艰，落入日、德等国洋行的囊中，同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同一命运。

　　整个工厂用的是全套西方人的技术，铁厂的总监工是英国人贺伯生和比利时人白乃富，总设计师是英国人约翰生。辜鸿铭一次同这几位闲聊，对铁厂的命运大肆感叹：“香帅办铁厂，好是好，可惜是只有模样，没有精神，终有一日会办不下去。”

　　这几位洋大人不知他要发什么感叹，只是齐齐看着他，他却毫无顾忌，继续发挥下去：“香帅的铁厂，主管人员都是刮地皮而来，裙带风、贪污贿赂、靡费侵蚀，排场应酬无所不在，只不过是给官僚添上了挂名职位而已。”

　　贺伯生点头答道：“先生为何如此看不起这铁厂呢？我看这铁厂就气壮如牛呢！”

　　辜鸿铭当即发挥道：“这件事情，说白了，不过是徒有其表，不得精髓，单知道效法，只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不过依样画葫芦而已。据说，嘉道间，海禁初开，有一西洋人衣服破弊，找不到做衣服的西洋人，没办法，只好找个中国裁缝，问他能不能做西服，回答说，只要有样式就行。那西洋人拿了一件旧衣服去，过不几天，新做的衣服就送来了，剪裁缝制都没有差错，只是有一样不好。”三人一听齐问：“有何不好？”

　　“那人拿起衣服，即看到背后剪去了一块，然后补上一个补丁。那洋人奇怪得很，问其缘故，答说我是照你的样式做的。”

　　听得众人齐声大笑，辜鸿铭笑着说：“不仅香帅如此，当今中国锐意图新，事事效法西人，如制衣匠一般，只求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工厂之中，赫然一小衙门，衙门作风，不复知工厂与衙门有何区别。”

　　辜鸿铭此论甚确，洋务之病恰在于此。张之洞在湖北主办的洋务企业多是这等命运，这也是清王朝的痼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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