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名人传记 >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 上页 下页
黄宗英(3)


  那一次,在成都,12月6日,我们陪她还到四川大学为学生作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报告。黄宗英说:“前次来成都,你们四川人说欢迎我回到家乡,啊,因为我曾经是梅表姐(她在电影《家》里演的角色)。这一次也是回家……我们的心是通的,我们都为我们的国家担忧、分心。说到电影,我没有想当演员,说到文学,我没有想当作家。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推向艺术舞台的。父亲有很多书,三十年代我读《福尔摩斯》。我哥哥办报,叫《黄金时代》,不到十岁就给他投过一篇稿。可我在高中的课桌前只坐过两个礼拜,说到文学,就不能不说我的道路。时代的风云是文学的父母,有什么样的遗传因子,就有什么样的染色体。诗人周良沛当年写《军号》、《云南的篝火》,没想到现在又写苦牢……我是没想当作家的作家。是时代把我推向了前沿——你闭着眼也得‘开枪’。人要学会走路,得先学会摔跤——这是我最熟悉的格言。我孩子说‘黄宗英连世界观都没有还写作品’。当然世界观是有的,但我写的是我自己。文化大革命中我怕天亮,因为天一亮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和王丹凤(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洗的衣服可以晾一个大操场;回家时用一个小包带几个小炸糕还得笑着回,把一切忧愁包起来……”她还讲到,在劳改队当队长,带着巴金、吴强等一群名作家组成的“牛鬼蛇神”,“深挖洞”,竟奇迹般地“修筑”了“地下长城”——两条150米的防空洞。她劳动时,工人老找她谈话,让她到食堂,4点起床洗菜,后又隔离,同《收获》主编顶牛(她属牛)。当时赵丹被关了五年二个月,出来后又去干校;三个孩子都在插队,全家“一片红”。那时她看到孩子那样的处境心里难过,很想改变他们的命运。她写了一篇批判资产阶级走资派的文章,经过编辑的修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受到孩子的一致批评。黄宗英说,这真是一生最难忘的:人不能失真,不能失节!张志新就是一个榜样。“今后,不管做人还是做文,不能愧为一个作家,要真诚地对待人民!”黄宗英又说:“人家要我写打击经济领域走私犯的报告文学,我问他们;你们是要打苍蝇还是打老虎?打苍蝇我是不去起哄的。一个人,只有有所不为,才会有所为。生活道路上,人人都会有选择——有的是自己选择,有的是社会强迫你选择。”接着她讲她的演员生涯和文学生涯,“当年,我去演戏,老家声明说我要演戏就不认我了。1958年,人人是诗人,都说写诗不难;现在都说写诗难,太难。不知这叫进步,还是退化。上官云珠如何经过精神上的屈辱、灵魂上扭曲,最后成了优秀演员。1959年我退出了舞台,拿起了笔。在复杂的时代,要写什么,不写什么,应该清楚,不能随便给谁增加分量。我写优秀的艺术家,也写普通人。但我不写自己不理解不熟悉的人物事物和世界。我去过美国、法国和日本,很抱歉,我什么都没写——我不能写‘到此一游’。”

  黄宗英也许因为早年职业的原因,她的口才不错,演讲富有鼓动性煽动性,但她的话是真诚的,所以才很能打动人心。

  她觉得西藏是个谜,是个说不清的的谜。亲眼看到西藏人磕长头之后,她没有怀疑他们的虔诚。文化大革命中,全中国“磕长头”整整磕了十来年,不知这是虔诚还是愚昧。

  “你能谴责他们吗?作家不能谴责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如果,我能在那里生活两三年,也许还能带回两三块小‘炸糕’笑着回来,但我不能写。我找不到真正的火把,但还能看到火星。在巴黎的凡尔赛宫,国王的包厢有一个可以溜掉的小门,这很值得人们深思……”

  最后,她对大家说:“拿笔的人,首先要有热情;塑料花是没有生命的,我宁愿作山头上的小野花;作家主要靠记忆储存来写作,人在忘我的时候记忆力最强,最悲痛最紧张的时候都是记忆力最强的时候,记忆力最强的文章,才最有深度。生活上,我首先是一个普通人,但认识上要比普通人高,这样才能打开真正生活的通道,我写过许多度稿,江青抄我们的家,凡有字的纸张、纸条都抄走了,其中有一麻袋我的废稿。文学创作上我追求亲切,这是我心目中的最高境界。时代的折光,通过我们的笔,留下一点儿脚印,所以作家负有圣洁的使命。文学上我有不能胜任的题材,但我努力驾驭我的所长。如果我们的希望都能变成实践和行动,希望才是真诚的希望……”

  成都幸会期间,我们几乎是形影不离地一起度过的。那时她正在写作报告文学《小木屋》,为了给这篇作品补充生活,她又要到四川乡下采访。我同周良沛、徐静一起背着抗着为她送行,在分别的那一刹,心里突然涌出许多要说的话,可我一句也没说。望着她已经灰白的头发、远去的背影,我心里暗暗地祝她“保重!”

  一晃几年过去了,黄宗英仍在国内云游采访写作,我又去了法国,在埃克斯马赛第一大学任教。1985年夏天,法国朋友从巴黎打电话给我,说中国作家黄宗英、张抗抗等人要来巴黎。这个消息打乱了我的生活节奏:扔下案头的写作计划,急忙买车票,与妻子一起从马赛北上巴黎,去会见刚参加德国柏林国际文化艺术节之后、又分别应法国和华人之邀顺访巴黎的中国作家们。

  代表团到巴黎后一分为二:黄宗英、西戎、方冰、刘剑青等人由法国华人接待,张抗抗、北岛、舒婷、傅天琳、孔捷生等人由法国接待。

  我和他们同一天到达巴黎。他们之中,有的是朋友,有的是熟人,有的只是神交。

  我到巴黎一下火车便直奔会场。张抗抗、北岛、舒婷等正在回答与会的法国朋友和中国留学生的问题。挨着我的是大名鼎鼎的林希翎,她正拿着一本刚在香港出版的《林希翎自选集》和一份打印好的《致邓小平万言书》向一位新华社记者述说着什么。会后,我同张抗抗等人说话,这时才知道黄宗英等参加了华人侨界为他们举行的欢迎会。我送张抗抗舒婷他们每人一支一尺长两个手指那么粗、巴黎最大的圆珠笔作为留念。这如椽巨笔自然包涵着我一份心情,意思是希望他们以后写出伟大的作品。

  会后我到中国作家下榻的王子旅馆找黄宗英,但她还没有回来。我只好留言给她,并留下我在巴黎的电话。作家们在法国安排的行程十分紧张。要想抓住他们颇不容易。不过巴黎的电话总算没有使人失望,我和黄宗英通过电话,也算见面。她让我同他们一起游览巴黎,而我的计划又不允许。这样,只好等以后再见了;于是,我要送给她的绘有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的瓷盘,也只好保存在我身边。

  又是几年过去了,黄宗英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她在《人民日报》上以“云中走笔”为题,连续发表她在中国最大的实验田——深圳特区——的所见所闻所思的文章。可以说在作家队伍里,她是最早置身于时代潮的一位勇士。她在“题记”里说,人家说她是属云的,可是云也有脚,而自己,闯天涯,游海角,连个永久通讯处都没有。那时她在蛇口还办了一个影视公司,还办书店,任广东蛇口工业区主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对于人生,她信奉“人活着是为了给,不是为了取”,又遵循“义所当为,毅然为之”。她是一位奋斗型的拼命三郎,心里只有事业没有自己。她从法国等处朋友那里筹集了一笔巨款,不料竟被一位神秘失踪的香港合作者拿走了,于是她的梦想成了梦,文坛和新闻界便有了走红数年的大新闻。她还有过一场官司。虽然她的事业受到致命的打击,精神受到创伤,但她没有停止她的艺术活动和创作。1987年,春末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说她就在我们北京语言学院。她是在我们学校拍片子,住在一间普通的学生宿舍里。我请她到家里吃饭都挤不出时间,就在摄影棚随便吃点什么。再后来,中央电视台播放那部大型纪实影片《长城》时,在长城上,风尘仆仆,又看到了她的风采。


虚阁网(Xuges.com)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