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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英(2)


  宗英记纯德摸福

  老阎同志:
  诗人不写诗章,更令我为难;
  叫我写点什么?为你的寿诞。
  恰今朝锦江畔,
  同访杨升庵,
  弄不懂他为什么与土地相揖?
  闹不清他缘何又与福字毗连?
  闭着眼,
  福——,究竟在哪边?
  睁着眼,
  福——,本在咫尺门!
  一个福字,天地人寰,
  千种解释,万种心愿。
  既然来到这世上,
  谁都有呱呱坠地的宣言。
  愿我们年年生之日,
  向往里再生出新天。
  祝你活得像成都的小吃——
  多彩、麻辣、香甜!

  1982年12月5日

  这首急就章,是黄宗英在我们吃饭时即兴随手写在我的纪念册上的。写完诗,她又在“老阎同志”左上角用红笔写了三个字——“正当年”,然后又用红笔不规则地框起来,活像书法家写完字盖的那枚具有传统美的印章。诗的结尾处的右下角,又用红笔写了一个“寿”,也用红笔框起来,也像一枚印章。

  她写好之后,在还没有交给我的时候,已被周良沛抢去欣赏,然后又是徐静和秦川,最后才交到我手里。大家都说好,我心里很佩服她的才情和文思。

  我曾给黄宗英写过几次信,但没有得到一次认真的回答。我理解,因为八方云游的她,没有时间。那一次,成都锦江饭店,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她说她也有了一个机会——彼此可以上天入地“聊”,于是我便有了一个满意的回答。

  黄宗英于1925年7月13日(农历五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一个温馨自在的家庭,祖籍浙江省瑞安县。其父早年留学日本,为总工程师,她上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她母亲是姐姐们的继母。九岁时,父亲去世,两个姐姐帮着撑持家庭,并把她打扮得如花似朵。黄宗英说,“我们家无所谓家教。小时候,爸爸老没大没小地撺掇着我们上树、爬墙,还让我们拿他当大马骑。他还常年在戏园子里订包厢带全家看戏,我们在学校里开同乐会演戏、比赛演讲、跳绳……爸爸都是最佳观众——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追孩族’。父母没有说过一句让我们好好读书的话,但却一个书库一个书库地给我们买书——什么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小朋友文库……连写着描金漆题绿字的玻璃柜门的书架也一起买回来。姐妹兄弟们还办起了‘我们的图书馆’,还刻了章。”那时黄宗英最喜欢整理书架,把书摊在地上,一本一本地看来看去,那稚童之心是在寻找什么呢?

  黄宗英说她从未逾越过“家庭的熏陶”。她说:“小时候,我们家从北京带到青岛去的王厨子因患败血症暴卒于医院。爸爸说他是为我们家死的,出殡时爸爸披麻打幡,全家衣白送丧,厚葬于当地德国公墓。”这件事给她终生的影响——平等思想、报恩思想,仁慈、善良、公正,都揉进她生活的流程之中。

  父亲早亡,家道中落,孤儿寡母日子凄清。黄宗英小小的年纪便深谙世事,整日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那时她梦着当护士,可母亲说当护士太苦;梦着当文书,可人家嫌她小;但自始至终没做过当巨星、当文豪的梦。她说她此生没得到发展的天赋是当个好主妇。在她十来岁时,入冬课余要做五双棉鞋帮、织五副手套、袜子,还把五件毛衣拆旧更新加大。她的性格是,做什么事都很认真,份内的事必得做好,份外的、搭不上手的也尽力试着去做。由于父亲早逝,她二姐终身未嫁,为了弟妹;黄宗英十六岁演戏,为了弟弟读书。

  黄宗英四十年代步入影坛,六十年代又闯入文坛,她的《小丫抗大旗》和文革后的《大雁情》,都是读者交口称道的好作品,她的文名也早已名满天下。文化革命前,于1953年初她写出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凡平的事业》,之后曾到中央电影局编剧讲习班学习,与李囗、白桦等人同学。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到浙江乐清县当农民深入生活,1959年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作家协会及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会员。文化革命中下放江苏宿迁县劳动改造。后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从事专业创作。出版了诗歌散文集《和平列车向前行》(1951年,上海平明出版社)、散文集《爱的故事》(1952年,上海杂志公司)、《一个女孩子》(195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及电影文学剧本《在祖需要的岗位上》(1956年,艺术出版社)。七十年代后,进入创作生涯的辉煌时期,她的报告文学、散文集《星》(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桔》(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和《叶》(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及《小木屋》(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都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优秀之作,文笔优美、构思独特的《大雁情》与《美丽的眼睛》均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这些作品是她留给二十世纪的温馨纪念。1995年又出版作品集《命运的分号》(与冯亦代合集,江苏文艺出版社)、《我们俩》(与冯亦代合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及散文随笔集《半山半水半书窗》(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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