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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打倒“四人帮”之后,话剧创作在一段时间是相当繁荣的,在冲破思想禁区上领了先,如《报春花》、《救救她》等社会问题剧久演不衰,受到观众欢迎。但是,他却十分锐敏地感到,在一些社会问题剧中所存在的问题,谈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我刚读过《文艺报》上发表的孙犁同志的《文学和生活的路》,谈得很深刻,他那么解释文学的真实性、文学的思想性、政治性是非常合理的。当前,我感到有个极大的问题,无论写戏,写小说,写什么东西要有思想性,思想性我并不反对,但是,怎样体现这种思想性,这就是个问题。现在一出戏,有个官僚主义者,另外必有几个正面人物是代表正确思想的,于是按两种思想写成两种人物,形成两种思想斗争,这样写成一部剧。当然不是那么笨拙的,也有曲折,也有故事,但是,终避免不了这么一个套子。这种戏需要不需要呢?当然也需要,这就是社会问题剧,针对当前社会上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写出戏来,看这些戏也是让人激动的,觉得讲得有道理。过去只敢写生产小队长、大队长的毛病,现在思想放开了,甚至连老干部都敢写出他的问题来。但是,我觉得这样写下去,是很令人担忧的,这是一条很狭窄的路。如果把文学仅仅搞成政治需要什么就表现什么,该解决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比如《权与法》,这部戏即使全国都上演了,是不是“权与法”的问题就解决了,就不再搞特权了,这很难说的。为什么说这样写的路子是狭窄的呢?你们看所有大作家的好作品,都不是被一个问题限制住,不是被一个问题箍住了,他们把整个社会都看过想过了,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的范围比较开阔,也比较深入,这些作品的思想性,不是按作家规定的思路去想,而是写出让人思、令人想的作品,让你想得很多很多,想得很远很远,去思索人生,思索未来,甚至思索人类。《红楼梦》、《水浒》没有鲜明地提到某一个社会问题,却把整个社会反映出来了。《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这样。看见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看见什么人物就写什么人物,不是真正从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深思熟虑过的,真正在自己感情世界中感动过的,就拿来写,这样的戏写出来,也许可以感动一时,但不能感动永久。我是不赞成这样一种写法的,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文学艺术太讲究“用”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创作世界性的作品?这是颇令人深思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在我们看来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它确有世界性。我们总是写那些“合槽”的东西,“合”一定政治概念之“槽”,“合”一定哲学概念之“槽”,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是写不出好东西来的。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一定有什么预先规定的主题。我以为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道路和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应该是一片一望无际、繁花丛生的大地,碧绿碧绿的草原,牛羊遍野,一派生机,天地广阔。我真是盼望有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问世啊!不久,他就写了《戏剧创作漫谈》,发表在《剧本》1980年7月号上,更深刻地论述了这些问题,在戏剧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关于戏剧创作,他写下了一系列文章,有滔滔宏论,也有短小剧评。他谈古代戏曲,谈现代戏曲,谈莎士比亚,谈易卜生,谈奥尼尔,也谈自己的创作经验,谈导演,谈表演,也谈及舞台美术。即使是短短一篇,他决不应付。有时应报刊之约写一篇剧评,他也是反复琢磨,数易其稿。他想的是,哪怕三言两语,也要对人有所裨益,有所启发。有一次《文艺报》约他写一篇《上帝的宠儿》的剧评,催稿很紧。头一天写就一稿,读来不尽其意,翌日清晨起来重写,直写到午后两点钟,那种叫真的态度,对于一个有病的老人,委实令人感动。在这些文章中,凝结着他毕生创作的经验教训,也蕴含着他对当前创作的沉思,有热情的期望,有睿智的见地。也许他觉得不能再奋力写出新作,便把一腔希望都寄托在整个剧坛上,期待中青年人写出伟大作品。他无心作理论家,但是,无论是长篇谈话和短篇小品,都耐人寻味。愈到后来,他的文章写得愈精萃。像《<莎士比亚研究>发刊词》、《作莎士比亚知音》,都是两千字的文章,但却是言简意赅,妙语连珠,深蕴哲理意味。他所写下的关于怀念郭老、怀念老舍和田汉的文字,少套语,有真情。在他诸多文章中,有几篇是值得称道的传久的文章,如《我对戏剧创作的希望》、《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等,都是在文学艺术界为人称道的好文章。

  在他所有的谈戏剧的文章中,能看出他所探寻所强调的方面:一是他强调写人,强调认识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探寻人的灵魂的秘密。他借对莎士比亚、奥尼尔等人的评论,引导人们对“人”的发现和认识。他说:“有史以来,屹立在高峰之上,多少文学巨人们教给人认识自己,开阔人的眼界,丰富人的贫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引导人懂得‘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位使人类永远又惊又喜的巨人。”他以为自古以来的文学大师,都是对“人”有深刻见解的人,他说:“戏剧的世界是多么广阔、辽远而悠久!可交流的知识与文化,尤其是对于‘人’的认识,表现得多么美丽,多么翔实,又多么透彻啊!如果从古希腊到现在,把这几千年来的戏剧大师们从坟墓中唤醒,请这些对‘人’有深沉见解的人们,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戏剧大家到中国的上海,饮几盅龙井,喝几杯茅台,让他们互相认识‘中外古今’的同行,谈谈梦一般的思想,诗一般的感情,把心中还没有说尽的话对面讲,沟通沟通,那会是多么伟大而又不可想象的盛会啊!”显然,他把戏剧大师们看作是最懂得“人”、最了解“人”、最尊重“人”、对“人”有着透彻深刻见地的巨人。因此,他不止一次同中青年剧作家讲,要去了解人,要探索人的灵魂的秘密。他说: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不同的身世、心理,不同的精神面貌,我们要放开眼界看到更多人的心灵。要不怕艰难,探索他们的灵魂深处,是高贵的还是龌龊的?亲爱的作家们,不要满足于已有的生活知识,不要满足于已经知道的人物性格。只有勇敢地、艰苦地探索人物的灵魂,在生活中开阔眼界,才知道应该写哪一种人,甚至于怎么写。这些意见,是切中时弊的。

  二是他强调作家要读书,要提高文化修养。在文学艺术创作队伍中,突出地暴露出一种非学者化的倾向,文化修养较差,知识面不广,视野狭窄。曹禺从他切身的创作经验中深深体会到,一个作家要有生活,同时要有学识和胆识,而后者则是要靠刻苦攻读、勤奋思索才能获得的。他是最懂得舞台和舞台艺术的。他曾说:

  舞台是一座蕴藏无限魅惑的地方,它是地狱,是天堂。谁能想象得出艺术创造的甘苦和艰辛呢!学习舞台知识、技能与艺术;探索世界一切美好的修养与人性的秘密;取得心领神会、活脱脱地表现各种人生境界的本领;积累多少深刻理解与偶得颖悟的舞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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