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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


  访问的第一站是纽约。纽约依然像过去那样繁华,到处都是耸入云霄的摩天大楼。上次是美国国务院接待,这次,倒是真正的民间交流,因此更为纯真而热情。特别是美籍华人学者、作家朋友们,更是倾注满腔热忱,欢迎这位早就倾慕的老作家的到来。

  在纽约最重要的安排,是观看《北京人》和《日出》的上演。3月25日晚,在纽约曼氏剧场上演《北京人》,导演肯特·保罗(KentPaul),舞台美术昆亭·秋玛斯(Quentin Thomass),剧本是由一位香港的留学生LeslieLo翻译的。《北京人》深受美国观众欢迎,得到美国同行的称誉。前来陪同曹禺观剧的老朋友阿瑟·米勒,把此剧称之为“感人肺腑和引人入迷的悲剧”。曾家的小客厅布置得十分出色,古色古香,颇具美感,只是小道具鸦片烟枪有些失真。这也难怪,即使在中国,许多人也没见过这种玩意儿。演员也都是中国人的面孔,这使曹禺感到格外惊讶,原来这些演员多系亚洲人。曾皓祖孙三代的扮演者都是日本人,江泰的太太曾文彩也是位美籍日本人,瑞贞则是朝鲜人,愫方、思懿,江泰、陈奶奶都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演员。江泰演得格外出色,他的台词中有一段是北京的大小馆子的名字,都采用意译的办法,听来饶有趣味。曹禺在大洋彼岸看到此剧的演出,心中十分激动。这出戏是很难演的,中国味道很浓,竟然演成这样,也够难为这些美国朋友了。演出结束后,他衷心地感谢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激动地说:“演出好极了!演员、导演、舞台设计,以及所有有关的朋友们都非常严肃热情地演出了这个戏。这次演出表达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是美中文化交流的成果之一。”《日出》和《北京人》几乎是同时上演的,地点在印地安那大学。他觉得《日出》演得比《北京人》更好些。他对美国朋友们说:“看了《北京人》和《日出》这两个戏,你就会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非革命不可。今天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中国人民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也许是触景生情吧,他回忆起1946年访美期间,曾协同一位美国朋友李吉纳尔·劳伦斯(ReginaldLawarence)整理过《北京人》的英译本。但是,此书并没有出版。这次人们却告诉他,《北京人》早就在纽约演出过。1953年4月间,在纽约西城54街121号的StudioTneatve演出的,剧本的译者就是那位劳伦斯先生。他很怀念这位朋友。1979年阿瑟·米勒来中国访问时,同曹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次,轮到他作东道主,在3月28日的欢迎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阿瑟·米勒特别强调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说文学戏剧是超越国界的,热情称赞曹禺的剧作,说一谈到曹禺的戏剧,就使他联想到俄国、美国的戏剧传统,称誉《雷雨》的结构是很有气魄的。他还特别谈到曹禺在“四人帮”统治下的苦难遭遇。曹禺在这个会上发表了学术演讲,对中国戏剧史作了简明的介绍,博得与会者的欢迎。

  在纽约他出席了大大小小的会议,会见了许多美国朋友,如著名的剧作家琼斯(LeroiJones),辣妈妈实验剧团的创办人黑人妇女都华(EllenStewart),还有美籍华人作家李欧梵、夏志清等。在百老汇大街蓉园有一个座谈会,参加者多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老师,其中不少人都是在北京长大的,同这些同胞谈起来,使曹禺增添了一种故乡温暖之感。这些老师中,不少人又是“曹禺迷”,这就更多了谈资。当这些朋友告诉曹禺,许多大学都把曹禺的剧本当作课文讲授时,他十分高兴。

  4月12日到15日,到印第安那大学访问,由罗郁正、李欧梵安排,到达普鲁明顿,下榻于印大学生联谊中心,他和英若诚住在一个颇有气魄的套房内。在罗郁正家里的一次聚会,一时罗家门前车水马龙,到会的人有50余人。在印大观赏了由T.Hernandez教授导演的《日出》,曹禺发表了题为《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话剧的创作》的讲演,并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整个会场的气氛由始至终是轻松而热烈的。印大国际研究院的院长,特意送给曹禺一件别出心裁的礼物:一把导演用的座椅。曹禺答谢说:“我一定要继续写作,我自己写不完,我会叫我的儿女来写,也会请朋友们继续写。”

  4月20日,到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访问。在柏克莱接受了远东学系和中国研究中心的宴请,晚间在陈若曦家里聚会,作陪的有李欧梵、白先勇、水晶,主人特别置备了中国茶点,大家开诚相谈,从国内政治经济到剧坛影坛的种种情势。4月22日,在柏克莱的大学生中心“棕橡树室”,曹禺再一次作了学术演讲,谈了中国戏剧的发展情况。在回答一些美国朋友的问题时,他感到他们对中国并不了解,就此,他说:国与国之间,尤其中国和外国,常有神秘的“幕”存在。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历史问题、生活习惯、个人思想的不能理解。此外还有一种东西,就是老希望人家生活形态要和我们的一样,所以满清时代,您老人家到我们家来,我们正处在挨打的情况下,就自然呼您们为“洋鬼子”。这个称呼自然不礼貌。后来,您把我们打怕了,老百姓不怕,官吏是真怕,这些官吏就改称您们为“洋大人”。直到现在我们与外国有极复杂的关系,中国有30年的隔阂,但始终是一条心,我们就有“外宾”的称呼,现在则叫“贵宾”。历史是这样的奇怪,我们得用颠倒的方式来看自己破碎的路。

  此次赴美访问,增进了中美文化界的交流,海外有过不少报道。如夏志清写的《曹禺访哥大纪实——兼评<北京人>》,刘绍铭的《君自故乡来》,水晶的《长夜漫漫欲曙天》,这些报道观点不同,角度各异,但均可看出海外侨胞、美籍华人作家增加了对祖国的了解,对曹禺及其剧作也均有坦爽的评价。夏志清在开始接触曹禺时,颇感失望,但在几次接触中增进了互相理解。曹禺曾去听他讲课,并把《王昭君》赠他,另外还赠他一件小小的礼品。夏志清说:“礼物是一只浅绿色的小象,看来是由一块雪花石膏alabaster雕刻而成的,非常晶莹可爱。曹先生虽然记不清我的中文名字(所以称我为‘C·T·夏教授’),显然对我不无好感,临走前还托人带给我一本书,一件礼物,真的很为其友情所感动,先在这里道一声谢,并祝他在访游美国期间,珍视身体,多多保重。”

  对曹禺剧作的评价也在变化着,他说:“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对曹禺批评较苛,惟独对《北京人》另眼相看,认为它比《雷雨》、《日出》、《原野》好得多。……后来刘绍铭写曹禺博士论文,同意我的看法,也肯定《北京人》为曹禺真正的杰作。这几年因为教书的关系,每年重读一遍《雷雨》、《日出》,《雷雨》我一直认为不佳,对《日出》却增加了不少好感,曹禺处理银行经理潘月亭、书记李石清、小职员黄省三三人之间的关系,尤其精采。有机会真想把曹禺全部作品看一遍,再来评断它们的高下。”写过《曹禺论》的刘绍铭,在同曹禺的接触中,也修正了他过去评价的偏颇。他说:“我首先向曹禺招供,如果我今天重写《曹禺论》,我对他剧作的评价,会高得多。我对《雷雨》和《日出》二剧批评得极不客气,理由不外是那时我刚念完比较文学的课程,眼中尽是希腊悲剧以来的西方戏剧大师,而把曹禺的作品与易卜生、契诃夫和奥尼尔等人,平放着来看,那曹禺自然吃亏些。”如果没有偏见,随着他们对祖国现实和历史的深入了解,相信会对曹禺及其剧作作出更加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占去他时间最多的是社会活动,但并未因此使他对新时期话剧的发展失去关注。不管他多忙,大凡有新剧出来,他总是要看的。他注视着、思索着话剧创作中的问题,他关心着青年剧作家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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