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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在重庆,过往最多的还是巴金。他常去巴金家里,每次到那里,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从那里得到温暖,得到鼓励。他说:

  巴金的爱人萧珊是一个很善良很贤慧的人,我是非常敬重这位大嫂的。在重庆时,我穷得不得了,有时一天就啃两个大烧饼,有时连烧饼也啃不上。在这种时候,我就跑到巴金家里,又吃又住。每次都是巴金的爱人来招待。那时,巴金家里每天都有客人,经常有一桌穷客人。其实他并不富裕,但人们去是要从他那里得到友情和温暖。我住在他家楼上,他和他爱人住在一间十平米的小房间里。有时,他手头宽裕时,就约我到宁波馆子去打牙祭,巴金对谁都那么好,他永远是我的大哥,我敬重的兄长;他对朋友永远是那么厚道、宽容、友爱!他改编的《家》,于1942年夏季脱稿,12月就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仍然是经过巴金亲自校阅。话剧《家》的创作和出版,又一次凝结着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曹禺是幸福的,在创作上,他始终得到巴金的默默而坚实的支持,得到这位兄长的关心和爱护。

  在中国的作家群中,曹禺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是比较平坦的,他确是个幸运儿,也许是因为他那样年轻就写出了才华出众的作品的缘故。巴金好象就是他的守护神。不仅仅是巴金,还有其他的朋友,特别应当提到周恩来同志,在那些激荡的斗争年代,他对曹禺是格外关心和爱护的。

  1942年的冬天,他收到周恩来同志的信,在信中谈到他的《雷雨》、《日出》,是一片惜才之情,爱才之心,是学长般的关怀,是朋友间的赤诚,并特地邀请他去曾家岩五十号做客。之后,他不止一次去看望周恩来同志。曹禺是这样深情地回忆的:

  那个时候,只要去曾家岩,走起路就脚下生风,心里头也畅快极了。一踏进曾家岩的小门,就觉得把国民党陪都的污浊都撇在了外面,在这里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一眼看到周总理的亲切微笑,阳光就照进了心中。那时,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很穷的,有时吃不饱肚子。周总理知道了,邀我们到曾家岩和他一起吃饭。重庆的冬天,十分阴冷,周总理看我穿着单薄,送给我一块延安纺的灰色粗呢,让我缝衣御寒。

  后来,我向周总理提出想到延安,想离开国统区的丑恶和阴暗。周总理循循善诱,要我留下。他说,这里需要人,国统区也一样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后来,我逐渐看清了,笔就是一种用来战斗的武器,我应当握着它,为祖国,为人民,为无产阶级而写。一次,他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去南渝中学看望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张伯苓是坚决抗日的。“七七”事变前夕,他就预感到日本人会对他进行报复,就在重庆选择了校址,准备着一旦战争爆发,就把南开迁到内地去。果然不出他之所料,日本军队派飞机轰炸了南开大学,他多年奔波精心经营起来的美丽校园,在这次轰炸中几乎成为一片废墟。重庆的南渝中学在抗战烽火中又屹立起来了。他就在南渝中学的家属宿舍里,和师生们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他常常念起他的学生,周恩来、曹禺都是他得意的门生。看到他们来看望自己,他是十分欣慰的。曹禺回忆说:

  我和周总理到南渝中学去会见张伯苓校长,老校长留我们用饭,在座的还有九先生张彭春。席间九先生和周总理展开了讨论,九先生对共产党的主张不以为然。而周总理非常泰然,心平气和地向九先生解释说:“你说的不对,不符合事实。”用许多事实来说服九先生。老校长在一旁不置可否,只是注意听着。告别出来,我搭乘周总理的汽车,在半路上他让我下车,说,“你不半路下车,叫国民党特务看见,就把你当共产党抓了”。这次同去张校长家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老校长十分尊重,对九先生的意见,也很耐心地倾听,他总是以理服人。使你不能不心悦诚服。周恩来同志对曹禺的关心和爱护是十分感人的。吴祖光曾谈到一件事,他说:周总理对曹禺是格外关心的,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日本投降之后,要在上海创办《新民晚报》,约我去编副刊,立即要去上海,由报馆给我买好了去上海的飞机票,是1946年元旦这一天的票。临行前夕,我去看望周总理,到了曾家岩五十号,我向警卫人员说明来意,警卫说周总理正在开会,这样,我就不敢再打扰他了。但很快警卫人员又赶上来,说周总理让我回去见他。他同我谈了两个小时,我记得很清楚。他几乎用了一半时间询问曹禺的情况,问是的写作情况,家庭问题,婚姻问题,问得相当详细。从这件事可看出周总理对曹禺的爱护和关心。在那大夜弥天的年代,周恩来同志无疑成为曹禺心上的一盏指路的明灯,照亮他前进的路程。曹禺对党的认识,对党的感情,对党所抱的希望,就是这样地凝聚起来的。

  大约在改编《家》的时候,张骏祥就约他翻译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曹禺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后来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译者前记》中说:“那时在成都有一个职业剧团,准备演出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邀了张骏祥兄做导演,他觉得当时还没有适宜于上演的译本,约我重译一下。我就根据这个要求,大胆地翻译了,目的是为了便于上演,此外也是想试一试诗剧的翻译。但有些地方我插入了自己对人物、动作和情境的解释,当时的意思不过是为了便利演员去了解剧本,就不管自己对于莎士比亚懂得多少,贸然地添了一些‘说明’。后来也就用这样的面貌印出来了,一直没有改动。”还在大学读书时,他便钻研过这位伟大剧作家的作品。他对莎士比亚的崇拜并不亚于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这些曾经直接对他的创作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剧作家。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的戏剧博大精深,他甚至说:“宇宙有多么神奇,它就有多么神奇。”

  他也承认莎士比亚对他创作的影响:“我从易卜生的作品中学到了许多写作方法,而莎士比亚的变异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是任何天才不能比拟的。莎士比亚的诗,就像泉水那样喷涌而出,每个人物,哪怕是一个乞丐,一个流氓坏蛋,一个王侯,说出来的台词,时如晶莹溪水,时如长江大海,是宇宙与人性的歌颂,是用利刃解剖人性的奥秘,是寻常却永恒的珠玉,是阳光灿烂的人道主义的精华。”也许,你很难找到曹禺哪部剧作直接而明显地受到莎士比亚的影响;但是,可以说他的每部剧作都渗透着这位伟大剧作家的艺术精髓。像莎士比亚的诗情,那是曹禺在创作中所追求的,在《雷雨》和《日出》、《北京人》中都可看到这种一贯的追求。像《日出》中对金钱社会的鞭挞,难道不闪烁着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那种诗情!而话剧《家》更可看到莎士比亚诗剧的影响。莎士比亚对复杂人性的探索更吸引着曹禺。在这次翻译中,显示了他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独特的感受和见地,他说:“我以为这个悲剧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绪,并不使人悲伤。只是像4月的天,忽晴忽雨;像一个女孩子一会儿放声大笑,一会儿又倚在你的肩膀上低低地哭泣起来。”他是以他的诗人的心灵去感受着这位伟大剧作家的作品的,因此,就独具慧眼,从中把握着这出悲剧中的美学的特色。他在翻译中,把他的这种感受也融入整体戏剧气氛和具体的文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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