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名人传记 > 曹禺传 | 上页 下页
六三


  一天,江安的宪兵队突然闯入曹禺的家中,搜走了他的所有信件,检查了他的书籍、杂物。此后一个30岁左右,身材干瘦,穿中山装的人,每天都到曹禺家里来,老是和曹禺闲扯,问东问西,古今中外,亲戚朋友,什么都打听。曹禺外出,这个人也总是跟随着他。过了几天,他的几个学生就被捕了。那时,曹禺自以为是个“不问政治,不惹是非”的人,但他竟然遭到搜查追踪,对这种黑暗统治更深恶痛绝了。他不知道因为什么来搜他的家,后来才知道,是江安宪兵队截获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给他发来的一份电报,祝贺《日出》在延安公演成功。1940年,毛泽东同志找到鲁迅艺术学院的负责人张庚,同他说,延安也应该演出国统区著名剧作家的剧作,认为《日出》就可以演,并且提出这个戏应该集中延安的一些优秀演员来演,要把戏演好,还应当在剧组建立临时党支部,参加演出的党员都要在这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以保证把《日出》演好。

  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排演,《日出》在延安上演了,演出的效果是很好的。于是,以鲁迅艺术学院的名义给曹禺发了贺电。江安宪兵队截获到这份电报后,便以此作为“通匪罪证”,搜查了曹禺的家。搜家时,恰好曹禺不在江安。宪兵队是不可能发现什么的,但这件事却使他感到江安是不便久住了。“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人不断施加迫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各地发出文件“禁演曹禺所著《雷雨》剧本,并不准刊行该剧本”。该通知指出:“曹禺所著《雷雨》剧本,不独思想上背乎时代精神,而情节上尤有碍于社会风化。此种悲剧,自非我抗战时期所需要,即应暂禁上演。该剧本之印刷品,亦不准再版。除分函外,相应函达查照转知。”云南省政府接着发出训令,“案准中央宣传部函查曹禺所著《雷雨》剧本,业经令据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重行审查据报:该项剧本殊不适合抗战时期之需要,应转饬各地主管机关暂禁上演等情”。显然,国民党反动当局,已对曹禺发出警告了。它们妄想用这种恫吓手段堵住作家的口,使一些进步作家不再喊出正义的声音;但是,他们不会料到,这种愚蠢的做法带来的结果,却是进步文化人对他们的更加憎恶。

  曹禺所热爱亲近的学生逃的逃了,被捕的被捕了。他所亲近的朋友也都陆续离开了江安。他感到江安的肃杀,感到剧专的萧条,终于于1942年初辞退剧专的职务,到重庆去了,那里,一些朋友也盼望着他去。

  他离开江安的心情是决绝的,但又未免有些留恋。在这里,他写了《蜕变》、《正在想》和《北京人》,舍不得离不开那楼上安静的书室,也舍不得薨庐的主人。

  老房东张薨赓特地为曹禺饯行。几年来,他们两家相处得很好,老人的关照,安国作为党组织的负责人,也暗中给予保护。安国的儿女较多,老五张邦炜,名字还是曹禺给取的。在这次惜别的宴会上,曹禺还开玩笑说:“邦炜和万黛定亲家吧!我把万黛给你,万黛耍的一个鼓儿灯留给邦炜作为聘礼吧!”他把一个制作十分精巧的鼓儿灯送给张家作为纪念。曹禺对薨庐主人的关照,以及数年来凝结的情谊是难忘的。每当他回忆起江安的日子,总是念起薨庐主人的情谊。

  自然,重庆迎接他的也并非是一个安乐的世界,依然是昏沉的夜,恼人的雾。为了生计,他应复旦大学之聘,去那里讲“外国戏剧”,也讲授英文。

  1941年上半年,重庆的戏剧舞台格外沉寂。几个剧团在那里苦撑着,中央实验剧团演出了于伶的《女子公寓》,孩子剧团演出过凌鹤的《乐园进行曲》,中央青年剧社演出了杨村彬、徐昌霖的《秦良玉》和袁俊(张骏祥)的《边城故事》。中国万岁剧团演出的剧目是最多的了,有马彦祥的《国贼汪精卫》和《人约黄昏后》、《赎罪》、《皇军的刺客》、《走》,还有曹禺的《正在想》等。从这些演出可以看出,似乎还没有更精采的剧目。但是,正在酝酿着一个戏剧高潮的到来。

  曹禺的生活是更加清苦了。除了上课,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家》的改编的准备之中。他既然向巴金作出承诺,就想一定把它改编好。一次,他遇到张瑞芳,说:“我要给你写个角色!”那时,他已想好了,瑞珏得由张瑞芳来演。因为,在《北京人》的演出中,他对张瑞芳扮演的愫方是十分满意的,他以为她具有一种塑造性格的艺术气质和表演才能。

  重庆的夏季闷热得令人难耐。曹禺从小就怕炎热的天气,一到夏天,就光着上身。重庆的夏季像蒸笼一样,坐在那里都要流汗,这种气候是无法写作的。张骏祥知道他正在写《家》,就为他找了一个适宜写作的地方。

  在重庆东边十多公里的地方,长江边上的一个小码头——唐家沱,这里停泊着一艘轮船。张骏祥同船长说好,为曹禺在船上找了一个空房间,并嘱咐船长照顾好曹禺。就这样,曹禺就搬到这艘江轮上来住。

  唐家沱,确是一个幽静的地方。长江两岸高山耸立,江水汩汩地流着,清爽的江风阵阵吹来,有时,使人忘却正是炎热的夏季。从山上不时传来杜鹃的啼叫声,愈显得这里的静谧和安适。特别是清晨和夜晚,更是出奇的宁静。而在月夜中,一轮皓月当空,映着长江流水,真是一个诗的境界。曹禺回忆说:我记得是1942年,重庆的酷热如蒸的日子,我在重庆附近唐家沱的长江上浮泊着的一只江轮里,俯扑在一张餐桌上,写着这个剧本。那是一个不大的江轮的餐厅,早晚都很清静,只有中午和黄昏时,一些拖船的水手和我一同进餐。他们见我打着赤膊,背上流着一串一串的汗珠,还在昼夜不停地写,一位中年人惊讶地说:“真是!你们写戏的,原来也很辛苦啊!”这一生,我忘却许多应该忘记的事情,但这一句话,不知是否为了它的诚恳,我却一直记得。

  在江轮上,大约住了三个月,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天。他沉浸在写作中,就觉得日子过得很快,好像一天没有写出多少,就匆匆过去了。偶尔,张骏祥、吴祖光、张瑞芳、余克稷来看望他,朋友聚在一起,热闹一番,使他得以松弛一下。但最能给他以慰藉的就是方瑞的来信了。那时,方瑞已成为他“所爱的朋友”。还在写《北京人》时,方瑞就为他抄写稿件了,间或也做些小小的改动。看到那清秀的笔迹,就像看到她的人一样。方瑞的信来了,厚厚的一叠稿纸,把抄好的《家》的片断寄来,当然,还有她的关怀和友爱。曹禺把《家》写出一个段落,就把手稿寄给她,由她抄好再寄回来,这大概就是他们借以互相鼓励、互相爱慕的一种方式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给他带来的是春天的气息,温柔的暖意。每当他坐在餐桌上,进入写作的情景之中,这种爱的芳馨也渗入剧作中来,特别是瑞珏的形象和他“所爱的朋友”粘连在一起了。《家》是这样描写瑞珏的:是圆圆脸,洁白微带着红晕的面腮,高高鼻梁,衬托着不大不小的一对双眼皮的眼,厚厚的嘴唇十分敏感,……举止十分端凝,端凝中又不免露出一点点孩提的稚气。黑黑的眸子闪着慈媚的光彩,和蔼而温厚。……她微颦着眉,柔和的脸上泛起一脉淡淡的愁怨。


虚阁网(Xuges.com)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