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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二


  裳去吧,这才叫面目一新呢!”请吃饭时,吴蕴初惭愧地提及当年曾任伪“国大代表”一事,陈毅爽朗他说:“那有什么了不起呢,过去在四大家族统治下,你们要发展民族工商业,不能不多方面应付。你们都是组织工业生产很有学识很有经验的人,政府殷切希望你们回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不久,前国民党招商局局长、企业遍及半个中国的大资本家刘鸿生也从香港回到了上海。

  人回来了,但民族资本家与共产党这对朋友之间,从经济利益、经营方式到意识形态,都矛盾重重、格格不入。陈毅是他们的“诤友”,团结中又有斗争,扶持中又有限制。如1949年7、8月大米紧张,投机商大抢大囤,一些工商业家也惜款抢购,米价涨到6.5万元(旧人民币,下同)一石,陈毅请来中财委陈云给工商界谈经济形势,明确宣布“政府将从东北等地调1.2亿斤大米到上海”,劝大家不要投机倒把。然而投机者仍不信,11月初涨到30万元一石。结果中央统调的粮食果真潮水般运到,每日抛售近1000万斤,米价大跌,囤米者只得压价卖出,全市投机米商蚀本一半以上,卷入投机的工商业家也损失惨重。他们领教了国营经济力量的强大,知道跟人民政府“耍滑头”是要吃苦头的。当然,陈毅将他们思想改造过程形象地比之为“荡秋千”,这不过是完成了第一次摆动而已。

  上海是个鱼龙混杂、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接管中常遇到些难办人物,如清末民初的老政客;与汪伪政权有牵连的多重身份人物;有名的宗教家、交际花、洋行买办等等。陈毅听汇报后指示:“这些人一不去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这表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没有具体反共行动,都应该用。学有专长的还可以重用。出了问题我来负责就是!”

  市府办公室女秘书朱青是上海人,抗战时期参加了新四军,因为父亲曾是国民党官员,此次进上海一直未回家。陈毅知道了说:“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你不相信你能影响你的亲属,反而怕人家影响你呢?”朱青回家去了。

  她哥哥在公用局当技术人员,一天她见小侄子唱“共产党我们永远跟着你走”却被哥哥一巴掌打去骂道:“饭碗都要打脱哉,还唱啥‘跟你走’!”朱青觉得哥哥思想太落后,不料陈毅听罢此事说:“他讲得不错呀,没有饭吃了还怎么叫人家跟你走?”原来机构精简,她哥哥怕丢饭碗。陈毅对朱青说:“人家讲怪话,说明我们在工作上有漏洞有缺点。”几天后在会议上,他专门强调了要保留学有专长的旧人员问题。

  1949年9月,陈毅赴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怀仁堂里各阶层各民族代表共商国家大事,天安门广场万众欢腾共庆祖国新生,这些富有历史开创意义的场景更使陈毅感到“团结大多数人在我们周围”的重要。毛泽东主席在政协会议上讲过一句话:“不可使‘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陈毅印象很深,回上海引用过多次,要使“举座皆欢,人人心情舒畅。”

  当然,对这一思想也有些干部不能理解。陈毅去京开会原住北京饭店,听说傅作义先生没住处,便立刻腾房子给他,自己住进中南海一所尚未修缮的旧平房。许多干部听说后议论纷纷,联系到国家给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工商业家以甚高的职位待遇,也有怨言:“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等等。陈毅批评道:“把共产党员的水平降低了去羡慕党外人士,是倒退的可耻的。你一定要住洋楼,可以,我马上给你开张条子去住上海大厦,可是对不起,你的党籍要开除!”

  有段时间,起义将领吴化文住在上海,山东群众派代表来沪请愿,要杀吴化文以惩其过去残害山东人民之罪行。陈毅得知后明确指示:“坚决说服这些群众回去。吴化文听从我们党的劝告而起义,否则解放济南我们要多牺牲几万人。他有功,杀了他只能使我们党失信于天下,这对人民有什么好处?”群众代表被劝走了,而吴化文等人则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和教育。

  上海市文史馆、参事室,原先安排了30多人。陈毅说“太少了,人数加个零。”扩大10倍,上哪找人呢?向下要,各区统战部迟迟报不上来,这个不合条件,那个历史有问题。陈毅最后发了火:“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棋瑞一家养起来呢!怎么会没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一人每月给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的。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我看这样做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减少一些反革命!”这些,都说明陈毅在贯彻统一战线政策时具备的魄力和勇气。只有决心解放全人类的共产党人,才敢于并且能够这样广泛地团结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去完成伟大的事业。

  这种团结并非一味迁就。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时他能立场鲜明地做工作。有次座谈会上一位老先生反映别人讲共产党“上层好,中间少,下面糟”,他立即指出:“我们对朋友的话总是虚心听的,但这三句话我不接受。”他举事实谈道理,讲了“上层”与“下层”的辩证关系,使听者心悦诚服,也提高了党外朋友的思想水平。

  “不要对什么都采取绞杀态度。在剧团、影剧院等等的整顿改造问题上,有些人批评夏衍手软,是很不妥当的。”这是陈毅在一次部队文艺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上海是个文化都市,有几百家戏院、书场以及其他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以此为生的人大约有30万。有人主张停演旧戏,搞接管关闭,而埋怨夏衍手软。陈毅说:“如果现在就把什么都反掉,痛快是痛快,却会使30万人没有饭吃,人家就会到市政府来请愿,打破你的脑壳!(笑声)把什么都反掉,是容易的,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地改,就不容易。”

  上海文化事业得到中央特别重视和关注,早在于伶从香港转经北平去丹阳时,周恩来总理就亲自找他谈过上海文化界接管问题:“不要看上人家大光明电影院,不要接管,不要抢过来。主要是人,把人都团结起来就好办了。”

  陈毅正是贯彻了这一意图,对之采劝保存下来,逐步改造”的方针。

  旧上海有个交响乐团,军管会成立后有人提出解散它,“花钱养这么个洋玩艺没用”,陈毅却指示保留:“交响音乐是全世界共同艺术财富嘛,上海这样的城市应有一个自己的乐团。”老乐团楼下是个嘈杂的菜场,不利排练,在陈毅关心催促之下终于搬进一所幽静的花园楼房。青年音乐家黄贻钧作为乐团的第一个中国指挥登坛演出,陈毅热情支持祝贺。甚至在一次为中共的党代会演出时,有的人听不懂交响乐而中途离场,陈毅下令锁上剧场门不许退席,告诫大家要尊重演员的艺术劳动——艺术家们闻此何能不感奋呢!自1881年建团以来从未演奏过中国乐曲的交响乐团,第一次演奏了《新四军军歌》和《秧歌舞曲》。

  当时上海民乐界的第一把琵琶,当数早年留学美国的卫仲乐先生,人说他性格怪癖,陈毅却与他相处甚洽,周瑟秦筝,胡笳羌管,陈毅似乎都有兴趣。知音难得,卫仲乐找到陈毅这样一位知音,终生引以为幸。而陈毅正有心要成为各种艺术家、文化人的“知音”。他很明确:上海文化界千富万富,最珍贵的财富还是人才。著名学者们,有的比陈毅年长数十,有的当时对共产主义并无信仰,诸如沈尹默、张元济、熊佛西等等,陈毅都与他们交了朋友,既从他们身上汲取知识智慧,又从生活、工作上给予关心,与此同时引导他们不断弃旧图新,自觉自愿改造某些旧的观念。

  在推进上海新文化事业的发展上,陈毅是不遗余力的。苏北籍工人平民爱看的淮剧受冷落,他亲自提倡扶持。新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想搞中国第一部彩色片,苏联专家摇头,大家仍决心上《梁山伯与祝英台》。陈毅大力支持,灯光设备不够,下令将防空部队探照灯调来,但必须每晚拉回以防空袭,胶片洗印发生困难,一位年轻大学生发奋研究,反复试验,终于成功。请陈毅去看,只见银幕上花红叶绿,彩蝶双飞!陈毅热烈鼓掌,不胜高兴,晚餐时端起杯子亲自跑去向这位青年碰杯:“谢谢你,小万同志!帮助我们解决大问题了!”这种对于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的满腔热忱,自然变成了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召唤、激励和推动。

  光色变幻的霓虹灯在闪烁。赌尝按摩院之多,上海为全国之冠。更有大小妓院几百处。有个干部入城后数过,从四马路走到爱多亚路(今延安路),街上共有764个妓女!上海流氓更多,聚赌抽头、拐卖人口、贩卖毒品、偷盗、绑票等等,都和流氓集团有关。公安局报告的材料说:接管上海的头20多天里已发生重大抢劫案50多起,捕获匪徒500余人,此外还有重大盗窃案、纵火案、伪造人民币案、冒充人民解放军好杀外侨案……

  这就是陈毅所面对的旧上海。解放了,但繁衍在这土地上的毒菌还在散播腐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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