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47)_杨公素

四七

　　※第六章　外事工作之始

　　1．国民党水淹我军的“黄河战略”

　　1946年4月的一天，突然接到专员公署的命令，叫我马上同专员一起去冀鲁豫行政公署执行新的任务。我们那时在滑县，行署在荷泽，我同专员骑马赶了一天路，到行署时已是下午，刚到就来了七八辆吉普车、小卡车，下来十几位穿美国军装的外国人和几个穿西服的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我浑身尘上未去，即被行署主任段君毅拉去当翻译同那些外国人打交道。原来外国人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帮助中国治理黄河的，其中有负责在花园口堵口的总工程师、美国著名水利专家塔德。其他还有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简称）驻开封办事处和花园口堵口工程总局的工作人员，也有几位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和行总（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的简称）代表，他们是来解放区查看黄河故道、黄河旧堤的情况的。

　　我被段君毅拉去同塔德同坐一辆吉普车去黄河旧堤上察看，为他们当翻译。抗战八年来，英语早不用了，但我十几年（初中、高中、大学、研究院）都是在美国教会办的学校读的书，会话还未完全忘掉。我一开口翻译，塔德就很惊奇，他没有想到在这鄙陋的解放区内还有会说他们语言的人。这第一次翻译工作完成后，于是就把我调来行署专任翻译和接待联总人员的工作，参加与黄河问题有关的谈判。

　　早在1938年，日本侵略军由平汉路向南进犯时，国民党政府想阻止日军南下、西进，用军队抵抗不住，想用黄河水把日军堵住，于是就在郑州东的花园口把黄河大堤炸开，使东流的黄河改为向南。波涛汹涌的黄河，突然从花园口向河南中部冲人淮河、安徽、江苏，形成一条新的黄河。但是这条改了道的黄河，并没阻挡住日军的前进，反而淹了豫。皖、苏三省2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使600多万人民遭受空前浩劫，对这一惨祸国民党政府是要负完全责任的。

　　黄河自花园口改道后，原来黄河故道，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战争时，变成了抗日根据地，隶属冀鲁豫和山东渤海两个边区政府。这一段黄河故道堤长7M公里，经过八年抗战，早已沟壕纵横、破坏无遗。旧河床已住上居民，开垦了许多良田，建立了1760多个新的居民村，它们属于冀鲁豫解放区，归考城、封邱、滑县、长垣、东明、濮阳、荷泽、鄄城、观城、范县、寿张、郓城、东河、平阴、长清、乔河等17个县和渤海区的济阳、青城、蒲台、利津等4县所管辖。

　　黄河本来就是举世闻名的“悬河”，经八年淤积，旧河床更是悬而又悬。国民党政府在日本投降后，在1946年提出要将花园口黄河决堤处堵住，把黄河引回到故道，理由是消除水患。但另外的险恶用心是用黄河水淹解放区，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这被称为“黄河战略”。国民党军政要人对此直言不讳，并亲临花园口视察，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说，从前炸开花园口是我主持的，现在我有责任来督促花园口堵口工程早点完工。花园口堵口工程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总）负责，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署（行总）配合，由行政院令其黄河水利委员会协同联总组织花园口堵口工程局，由联总派美国著名工程师，在战争中立过功获将军衔的塔德全权负责。在联总的人力、财力的支持下，塔德雄心勃勃地向开封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一个抛石平堵的方案。预计在六个月内完成，把黄河恢复到故道上来，实现国民党政府的“黄河战略”。

　　消息传来，引起解放区人民，特别是冀鲁豫党政及人民群众反对。中共中央指出，黄河恢复故道加以治理，这是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命生活、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事，我们不能反对。我们主张，必须在修复好黄河故道的大堤、旧河床的居民妥善迁移后，花园口才能堵口，黄河才能引回故道，这就是先复堤移民后堵口的正确决策。

　　这个决策由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国民政府行政院，联总负责人福兰克芮、塔德、马歇尔等协商，达成口头“六点协议”，规定“堵口工程以不使下游发生水害为原则”，“下游工程必需之物资由联总行总供给，不受任何军事政治影响”等，肯定了先复堤后堵口的原则。

　　最后以周恩来、马歇尔、薛笃粥三人名义公开表示对南京口头六点协议，确保彻底推行。联总开封办事处派了一个小组驻在冀鲁豫行署所在地荷泽，他们的任务就是执行协议规定，监视我们复堤、移民并提供物资。

　　行署就派我负责接待，联系这个小组，并随同我区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代表经常去开封、郑州，与联总办事处联系，主要是为了争取物资，并去花园口视察堵口情况，同堵口工程局和塔德打交道。

　　那时我方黄河水利委员会谈判首席代表是赵明甫，他与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负责人赵守钰关系很好，办起交涉来自然方便得多。他是一个民主人士，家里是大地主，抗战后，为了执行解放区政权的三三制，争取他参加了冀鲁豫行署工作，叫他去与国民党人士特别是与美国打交道，他有些胆小，公开同段君毅讲，怕在谈话中犯错误。段君毅就对我与他当面讲，与外国人打交道，由我把关，因我是党员，我认为应该怎样谈，由我用英语讲出去，不管赵怎样说，一切由我负责。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翻译。赵明甫保了险，将来有政治运动时，他同美国人交涉这一段经过，有人作挡箭牌。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点，我因为组织上信任我就积极去干，由此也可看出段君毅同志的胸怀。

　　经与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和联总驻开封人员一同商定，同意我解放区黄委会派一代表驻在开封国民政府黄委会内以便联系。赵明甫为我方代表，但他不常住，派一秘书常住，这位秘书一个人住在国民党衙门内，自然够苦闷的，好在我们常去，大家交换情况。我们第一次去开封还是由联总驻荷泽小组长亲自开车送的。后来与国民政府军政方面商议好，给我们一个特别通行证，有了它，我们即可自由进入开封城。这在当时两军对峙的情况下是一种特殊的办法。当然这个特别通行证在花园口堵口完成后就不适用了。

　　联总的外国人办公是在一个教会的大楼，宿舍选在城南一座教会神父的大院内，我们曾去参加他们的宴会与招待会，吃的是西餐，酒会用鸡尾酒，我仿佛又回到了燕京时代，并且比那时更洋化更高级。

　　我们曾利用往返开封之便，从国民党区带回几位想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和文学家，如诗人王亚平夫妇，他来后就担任冀鲁豫文联负责人。我的工作有几种，首先是做好联总小组的工作，给他们介绍，我们复堤移民的情况，要求他们及时提供物资及需要物品、工具。经周恩来在南京与国民政府、联总交涉，允许偿还我下游复堤用工料款60亿法币，下游移民救济费150亿法币，发放下游复堤工粮约面粉8500吨。[注●]这个数字并未完全拨下来。经过我们与开封联总办事处多次交涉，联总拨来几百吨面粉和大批美国剩余军用物资，这些物资中什么都有，大至机械，小到衣服、食用罐头、巧克力等。我们拿来分发给移居的群众。联总小组还赠送吉普、中型吉普（约一吨半的运货车）二十来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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