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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我开始犹豫了,认为既然自己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受过外国教育的知识分子,要参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得脱胎换骨,自己既然要做无产阶级一份子,就要背叛原来的阶级,做无产阶级的驯服工具,党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现在党抢救你,你就必须顺从党的要求,承认自己是间谍,坦白了,适应党的需要了,不就可以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了吗?

  于是我就编出一套刘戡派我来搞间谍活动的谎言,受到宽大的处理。那些积极分子一听我坦白交待,高兴不已,对我的态度马上改变了,热情照顾,好像我是浪子回头,又像是他们从深渊中抢救起来的失足者。我在他们追问下,编了一套刘戡如何派遣我来的故事,说在西安游黄陵时刘戡如何与我私下商量叫我在中共长期埋伏,并假装把我送到劳动营扣押起来以骗取中共的信任。但是假的真不了,积极分子们并不满足我的假坦白,追问埋伏的目的是什么,联络的任务,联络的人员等等,我一时答不上来,于是他们就要我详细写下来。真正要提笔写成文字,却叫我为难了,编的这套假坦白当时是为了在大会上挨斗丢人,现在要动真的不觉面红耳赤痛苦之极。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昧着良心与事实胡写?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谋求自己一时的面子与安全欺骗党呢?我内心斗争了很久,找到支部书记陈××去坦白。

  陈是一位老红军,可能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对我的翻案坦白除了要我仔细想好,也要我把这段反复过程写下来。这样一来我的问题吊就起来了,一时作不了结论,还过组织生活,但无工作,听候审查。这年春天根据地号召开荒生产,我被派去参加开荒,安排在那太行山脉高山岭上,挖树根,割草皮开荒,我拚命卖力地干以减少我心中的苦恼,秋天又去收获,一样地卖力,心中虽苦闷但很安静,一切听组织,这时听说延安已开始平反甄别。从冀南调来的抢救干部队在队长李菁玉的指使下,用酷刑屈打成招了一大批“叛徒、特务、汉奸”,现在要甄别了,李菁玉下不了台,这些被迫害的干部一定要他讲清楚为什么要逼供信,讲不清也要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我听了这些,以为北方局也要搞甄别平反,我可能会平反,但还是没有下文。

  不久北方局撤销了,改为平原分局,邓小平为分局书记,带着机关部队去了冀鲁豫,留下张际春留守。张际春同我谈话,我除了诉说抢救经过外,表示一切服从组织。他告诉原来要送我们去延安,一则太远,再则我的问题在北方局,还是去平原分局去听候处理好。

  1944年秋,我背起行李山太行山去了冀鲁像平原,好不容易进入了冀鲁豫解放区找到了分局,就在组织部住下了。这时侵华日军已临近失败。

  5.基层工作的考验

  §一次斗争会

  革命工作需要大量的干部,因此我虽然有历史问题还是分配了工作。1945年春我由地委派到濮阳城关当区委委员。

  濮阳城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鲁豫行署在抗战末期最先打下的一个城市,经过一番战斗,日军及伪军自动撤走了,冀鲁豫区党委、地委很重视这里的工作,认为我们历来是在农村中工作,对城市工商业工作还没有经验,要我们在濮阳城关区工商业工作中摸索出点经验来。我来后不久原来的区委书记即升为濮阳县委委员,县委驻在乡下。我当了区委书记,区长当了副书记。我们对于如何开展濮阳城区工作讨论了很久,仍不知从何处入手。濮阳城内有四条大街,街上商店很多,最大的是钱庄、绸缎店、盐店、日用杂货店等,手工业有陶器、木工、纺织上布等。日军占领时城内有铁路、公路与外界联系,商业畸形发展,主要供敌伪之用。敌人走了,他们原来的商业渠道断了,但同四乡打通了。但那时一切活动服务于战争,广大乡村尚没有什么消费能力,濮阳城里的工商业发达不起来。

  到目前为止我只有在农村搞群众运动的经验,那时党尚没有对城市工作的指示与政策,只能摸索着干。我同区委几个人都是外来的,先找濮阳老党员谈,这些老党员熟悉情况,斗争性强,立场坚定。一提起发动群众就一口咬定要斗争商会原会长,他姓张,是濮阳城大户,替敌人做过事,开了几家商店,有重大贪污嫌疑,只有斗倒了他,群众才能站在我们一边,群众才发动得起来。这几位老党员同这位张家有很深的仇恨,过去他们贩私盐被张大户缉拿追捕过。听了老党员的话我就决定斗争张大户。经过调查,觉得以汉奸罪名斗他打击面太大,因为濮阳城被敌人占了好几年,除了少数党员、贫苦人家,都与敌伪有来往。不能以汉奸罪名斗他,只有算他的贪污帐,把他贪污的钱退出来分给城里贫民。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好,于是分头联络动员,准备搞一场反贪污斗争大会。

  斗争会一定要有人诉苦,这不难找到。这位张大户,在当敌伪商会会长时欺压百姓、狗仗人势,他的手下的人更是为非作人,受害人登台指着他诉说被害经过,声泪俱下,这种场合最易激发群众义愤,台下竞有人上台揪打他。我在这时要掌握会场,看群众情绪已到高潮,宣布组织清算委员会,查张的贪污帐然后散会。党内认为这次斗争会是成功的,濮阳城关区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但结果是工商户怕了,怕穷人跟他们算帐,纷纷关门,有的逃跑了。区长很着急,问我怎么办。城市里没有商店。贸易,光只一些摆小摊的,那算什么城市。我们决定召集各种小会向商户们解释,说只是清算张大户一人,与其他人无关,但仍然不见好转,我就觉得这件事做得可能有问题。当时县委、冀鲁豫区党委也来了人,了解濮阳城关区发动群众的情况,他们同我一样都只有在农村进行民主民生、减租减息斗争那一套,对城市如何发动群众也说不出什么。那时党中央对城市工商尚没有发布政策,他们对濮阳城关区的工作抱着怀疑态度。

  §办中学

  1945年8月16日,日本投降了,大家高兴异常,冀鲁豫军区集中部队准备攻打接收平汉线日军占领的几个城市,我们这个军分区要去接收新乡,把我调去作为接收城市工作的干部。我离开了濮阳跟着军分区部队,那时司令员是张国华,政委是赵紫阳。日本军不向我们投降,要攻城力量还不够,最后放弃了接收新乡城的打算。我被分配到高陵县当秘书,县长姓葛,是个大学生,曾在晋察翼工作过。县委书记是新从延安派来的人,很年轻。我不是县委委员,参加不了决定县政大事的会。但县秘书等于二县长,替县长管事,这位葛县长很好,知道我是个知识分子,也能干事,差不多县内大事都交我办。

  没有半年又把我调去冀鲁豫五中当校务主任,一说办学校,我的兴趣来了,上课讲革命史,同学生打成一片,干得很积极。我正要拿出办学计划,又派我去滑县办五中分校。滑县是新开辟区,那一带沿铁路线各县都是日军撤退后新设的军分区和地委,需要一个学校招收新区的知识青年,我带了二、三十位包括教员和学生骨干去滑县专员公署所在地办学校。到那以后,我们找了一个基督教堂的院子,教会的人已经走了,我们自己动手收拾屋子,开设课堂、宿舍,招收学生,决定课程。我是校长、教员又兼党的总支书记,和五中来的几位教员一起干得很起劲;不到四个月,学校初具规模,忽然又要我去冀鲁豫行署做翻译。于是我就同那位专员由滑县赶到荷泽,当上了英文翻译,从此做外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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