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九十年(3)_杨公素

三

　　§顽皮的小孩子

　　两河口镇上古庙内，由镇上人请了一位教书先生，收附近各家的儿童读书。我是在六岁时就被送进这个私塾。先生是个没有考上秀才的古董。我拜他为师，读了三年，从“人之初”“百家姓”“千字文”到四书五经，五经中除《尚书》念了一半，《礼记》《易经》没有念过外，其余都念过了。这位先生只教读，不开讲，他的教法是先背熟书，再教新书。书读多了，背的书也多了。书背诵不出来，就要挨打。这位先生，年老力衰，打人却不马虎。我背书倒没有挨什么打，顽皮、特别因为打架挨了不少的打。最难受的是罚跪，跪在“天地君亲师”和“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牌位前，到了散学还跪着，心里难挨得很，临叫起来还要听他一大篇教训。其实他学问并不高，教四书五经常念错别字，对我们影响不小，我到现在还常常念别字，特别是四书上的词句，已经成了习惯了。有句俗话，“四川人生得失，认字认半边”，我就是由这位认半边字的先生教出来的。

　　他用打、罚跪的方式，不许我们顽皮，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因为像我们这样小孩于不怕这些，从小在家里就挨打惯了。我们几个调皮孩子想法要整他。庙后面有个小园子，茅房（厕所）在园子靠墙挖一大坑，上面用两块木板搁着，人蹬在上面。有一次我们知道先生要去上茅房了，便偷偷的把木板放得悬悬的，一头角下还垫了一个小石头，先生不小心一踩上去，裤子未脱下，就掉进茅坑了。我们见了，忍着笑慌忙把先生拉起来，用大桶凉水冲洗，他知道是我们搞的鬼，狠狠地瞪了我几眼，我想这下恐怕要狠狠地挨一顿打了，可是他却没有打骂我们，从此除了在课堂犯了他的规矩外，在外边打架的事他却不管了。这位老先生我忘了他姓名，人是很好的，这位启蒙师我一直想念他。

　　我家傍住一家姓罗的佃户，种我家田、住我家房，我们关系很好。因为这条道是山区往来做生意的通路，从西溪河上游来的背夫、贩夫经常在他家住宿吃饭，所以又是一个食宿店，特别是秋冬天，山里药材熟了，背出来卖了买些盐布酒，日用杂货，背夫就多了。往往这些生意是在我家做的。在罗家这个小店里，我学了不少东西，听了不少故事。夜里他家堂屋生了柴火，大家围火吃喝摆龙门阵，讲棒老二（土匪）山大王抢人、杀人，讲大闺女偷人，讲山里许多奇怪趣闻，听得我入了迷。一次我看了一伙人用被子裹着两个死人，说是捉奸捉双，是一对通奸男女被打死送到区、县告状的，我想过去掀开被子看看，马上被人大声吼住，凶煞地跑过来把我推开。还有一次，看见罗家屋外墙上靠着一个裹着被子的人，他们说这是死在外地的，雇人背回他的家里去，我也觉得很奇怪，偷偷的去掀开被子看，那个死人样子吓了我一大跳，闹得我一天吃不下饭，可见顽皮孩子还是怕死人的。

　　由两河口顺河向下，经过梨树、下方坝、猫儿滩就到了谭家墩。这是仅次于大宁厂的我们那条河的一个大镇，有百来户人家，过去从清末起就住过军队，是负责由大宁厂到三省交界一带治安的巡检司驻地。小学就设在这个不用了的巡检司衙门里。我刚去时看到很气派的。衙门设在临街半坡上，大街上竖起一个大照墙，然后沿石梯上去，还有二门，三门里一大排房子，再就是我们的课堂、校长、先生的住屋，左边有我们学生宿舍，右边是一个大操场。

　　这个学校是官办的，是巫溪县大宁厂区唯一的新式两等学堂（初等、高等），校长是一位进了学的（就是前清考取进入孔庙读书的学子，有资格去夔府考秀才）现在又做了生意的谭家墩本地的绅士，姓秦，他不知为什么同我家关系好，也许是佩服我父亲经商有办法吧，把他的儿子送到我家当徒弟学生意。这样我虽然小，才十岁左右，就被送去那小学住宿读书了。学校虽然是称为两等（高、初等）小学，学生人数不过只有七八十，但年龄却大小不一。有从乡下老远来的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他们曾在家里请过先生开过讲，还学过写八股文，因为民国不兴科举了，才来改读新式学校的。这些大龄学生只有几个，但都是土财主的儿子，有钱摆阔，像我这样十一、二岁的孩子占多数，在学习上并不比他们差。

　　记得我上学一年后就升到高班。所谓新式就是添了算学、格物、修身、体操等新课程，教师从夔府中学毕业生中请来两位，他们是教新课程的，学习难不了我，总是名列前茅。有一位从大宁厂来的学生，我到现在一直记得他的名字，叫熊贤佑，他学习很好，那时每学期完了，考试后要把学生成绩分等级写成大幅榜纸，张贴在校门口大街墙壁上，仿照前清学校发榜的惯例，在我们这一班的头二名总是我和熊贤佑争夺，不是他第一，就是我第一，我们暗中较着劲，印象很深，所以到现在，事隔六七十年，我还清楚记得他的名字和相貌。除功课外，别的他就不及我了，他身体弱，自小就容易生病，体操、游戏等他不及我，调皮捣乱他更不是对手。

　　学校里请一位教国文的进过学的老先生。他不但威望高，管学生也严，我在他手下学国文，曾同熊贤佑一样受过表扬，可是我却挨过他不少的打，因为调皮，经常和同学们斗殴，就被这位老先生抓去打手掌。他用的是竹板做的戒尺，打手心一次就是几十下，有次把我手都打肿了，因为我带几个同学同外边街上孩子玩游水打起来了。那时校规同家规一样都不许游水，因为河窄水急，经常淹死人。游水是犯禁，同校外孩子打架，更是大禁，由我带的头，这一顿打把我真打哭了。

　　后来老先生走了，由一位夔府中学毕业的王先生教格物（自然科学一类知识）并当教导主任，他继承老先生的管教法，对我们也很凶。但是他没有老先生有威信，压不住台，他除了打人外，主要是用罚站的方式处罚我们。我那时是常被罚站的一个，他年壮，力强，到处巡视，只要他认为不对的地方，就把人抓去，罚你站在他房门口，好好地思过。罚站比挨打还难受，挨打打了就完，一时疼我不在乎，罚站要一站半小时以上不能动。

　　在谭家墩小学住校的学生约有廿余人，住在两间大房里，食在学校。那时四川特别是我们山区食物很便宜，伙食还不错。但使我留念很深的不是菜饭好，而是吃饭时的梆声。到了吃饭的时候，那位当校长的泰老师亲自在把木头挖空了的梆子上，用两根木棒敲打起来，敲得有板有眼，我们最喜欢听这梆声了。它不只是表示要开饭了，这固然是我们学生非常盼望的，还有他那悦耳的打击声，非常好听。学校开饭的梆声，声闻校外，成了镇上报时的声音了。

　　在这小学读了两年，每到星期六下午我就回家，经过桃园于、猫儿滩、下方坝，在下方坝我总去三叔家找小姐玩一阵，直等快天黑时，我才赶快过河经过梨树坪赶到家。那时我走路很快，好像飞毛腿一样，从下方坝到刘家坪十来里路，我可一口气快走，不到天黑就回家了。

　　约五年的私塾与小学生活，我在知识上长进了不少，四书五经差不多都读了。在谭家墩小学那位老先生教我们《古文观止》，教我开笔学着写作文，还学过诗韵集成，我可以模仿着写文章，但那些书许多是不懂的，老先生讲的书，我也听不懂，真是读书不求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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