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香梅自传(78)

七八

　　会谈结束后，例行公事：拍全体照，由礼宾司安排。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临别前，舅父廖公对我耳语说：“明天邓老请你单独吃饭，只有我和你舅妈作陪，我们还有些私人话要谈谈。你不用和别人多说，我会到钓鱼台来接你。”我点头答应，于是我们一行离开人民大会堂又到外交部会见，后来又到中国的国防部、人大、政协等机构，总而言之，没有一分钟休息。

　　史蒂芬斯夫妇受不住了，于是他们在钓鱼台宾馆休息。

　　第二天官方安排史蒂芬斯夫妇到长城游览，由美国大使作陪。我的舅父和舅妈来接我。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内一间较小的会客室吃饭，服务人员把饭菜送入后就走了出去，在门口待命。

　　这位风趣的邓小平和我开玩笑说：“你的舅舅有气管炎，你知道吗？”

　　我看着舅舅说：“他很好嘛！什么时候有了气管炎？”

　　邓老大笑：“他说，不是气管炎，是妻管严。你看他又抽我的香烟。你舅妈每天只给他3根香烟，他常常偷我的香烟，我不怕太太，我就是喜欢抽烟。”

　　舅妈说：“邓老你也过言了，我真管不着承志，他不听话。”

　　廖公苦笑，他说：“我是左右做人难，自从心脏搭桥后医生要我少抽烟，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埃”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聊。

　　邓老忽然对我说：“陈女士，你做错了一件事，你怎么可以帮助台湾把中国的产业双橡园给了台湾，我知道这是你和你的好友、那位总统参谋律师干的事，那位律师叫什么名字？”

　　我答说：“他叫葛柯伦，在华府很有影响力。”

　　邓老问：“他是共和党吗？”我答道：“他是民主党。”

　　邓老说：“那你是共和党，你们两人合伙干了这桩事，对不起自己的祖国啊！美国国务院都同意这是中国政府的财产，该归还中国。你们偷天换日的手段可大啊，我不能不佩服。台湾是怎么感谢你的？”

　　我想我该解释一下了。

　　我说：“邓老，这件事说来话长，除了双橡园的产权我们协助处理之外，台湾关系法也是第一次在我水门大厦秘密起草的，当时还有高华德参议员等人。我受台湾之托，也觉得要为他们留个面子，因此才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当时不但受到美国国务院的阻拦，连台湾的外交部也不领情，因为他们办不到的事，我办到了。为了这件公案我真的受了不少冤枉，假如我当时知道这个后果，我就绝对不白帮这个忙。”

　　廖公说：“这是旧帐了，不算了，对不对？”

　　邓老说：“陈女士，你看你做好人，台湾不领情，还说是会议员高华德做的，是高华德的功劳。你以后可不要再做这些傻事，台湾人太忘恩负义了，你说对不对？”

　　我知道中国两岸的统战都做得很到家。对于双橡园复杂的来龙去脉现在不想再提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当年负责参与这个大计的人心中明白，若不是我，双橡园今天当是中国大使的公馆，台湾根本不能保有双橡园。这一件事台湾对我实在太不够意思了。

　　双橡园的后遗症也为我增添了不少麻烦，我不愿多讲。

　　后来舅父廖公说因为陈香梅对祖国的贡献，勿再追究，这才算了事。

　　邓小平对我私下的问话可见他对于台湾的情况很清楚。

　　我们那天的宴叙很轻松，也很随和，我对我舅父廖承志的随和、诚恳、关爱永记于心。他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一项忠贞的信念而坐牢9次，英国人的牢、日本人的牢、国民党的牢、共产党的牢都坐过了，尝尽了苦头，但始终意志坚强。他于1983年去世时也是两袖清风。他和他的父亲廖仲恺父子两人真是中国人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其后10多年的岁月中，我也有机会见到邓老，也和他的子女熟悉，尤其是大女儿邓林（她是画家）和她的夫婿吴健常（中国企业家）、大儿子邓朴方和三女儿萧榕，即邓椿，她曾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她也是《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该书除中文版外有日文版、法文版、西班牙文版，由美国出版商经理，销路甚好。

　　邓林是一个艺术家摸样，穿着甚随和，我多次在北京的国宾馆钓鱼台和她独自见面。她说她的父亲就是喜欢和子女们同住在一起，而且对于孙儿孙女特别宠爱。

　　我在10多年来，除了中国的第一人物邓小平之外，对于胡耀邦等都有亲切感。其他如江泽民、李鹏夫妇、朱熔基、邹家华、李岚清、姜春云、李瑞环、丁关根、乔石、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钱其琚吴仪等北京领导人也有不少接触。军委方面如刘华请、迟浩田、徐信等人也在军事工业转为民用工业的研讨中和我们的机构有过接触。中国在以前苏联的影响下，大事整军，大家吃惯了大锅饭，是所谓“铁饭碗”，现在一时之间要全部改变换新实在不容易，这一个阶段使中国领导人相当头痛。一个体制的改革都需要一段过程。

　　1995年海峡两岸已有多方面的接触，我们曾是开路的人，猛然回首，能无感慨。

　　第一次回中国大陆之后的3年（1983年），我和我的男朋友——美中航运董事长郝福满先生（Irving Kaufman），又领着北欧航空公司和一些欧洲航空界专家到还未建省的广东海南岛的最南唱—三亚市协助筹备三亚机场当时中国的海南既穷又落后，我觉得光是协助沿海的开发特区如上海、天津、广州、福州、汕头是不够的，海南是个宝地也是个宝岛。我说服了北京的中央政府考虑把海南建省，把三亚的军事机场搬到另一个地区。我和一些专家们7次从海口（行政区的都会）到三亚。行政区的主任是孟庆平，是矿业专家，文化大革命下放到海南就一直在那贫乏的地区工作。我们一见如故，每次我们大伙儿到海口就由他安排住在特区的政府宾馆，招待甚周到，派了助理和工程师等和民航局的官员陪着我来回于海口和三亚之间。其他人都在想办法赚钱，我只想为祖国做些有意义而且是基础建设的工作。

　　1989年6月底，一切都已就绪，北欧的贷款也要正式在瑞典签约了，然而发生了“北京风波”，北欧的三亚机场投资人全部退出，后来把一切转让给法国接手。我们贡献了5年的时光，近100多万美元的投资，还有无尽的心力就只好让别人去接手了。如今海南已大大繁荣，三亚机场亦于1992年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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