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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截到现在,我对世界的大事所述无多,那是因为我对这些事极少注意,惟我在1914年世界大战开始时确曾记“何等荒谬!”在美国于1917年4月17日对德宣战时,我不得不于1917年6月15日向征兵局登记为外国人,以免服役,直到50年代我才归化为美国人。以后我在芝加哥看到整夜喧嚣庆祝1918年11月11日停战。

  在这三年之间,我的健康情形大多数时间一定颇为良好,我参加了那么多活动,可是我也有过颇为严重的病痛,每年至少进一次医院。1916年我在波士顿高卜医院(Copp Hospital)由杜德莱(Dudley)医生操刀割除盲肠,我于7月21日手术后一星期,费了两小时在日记上写了十三页,描述那次的经历。我数我的呼吸,数到七十三便麻醉过去。由于我住院开刀,得识看顾我的护士菲珀黛(M.E.Philpott)小姐,友谊保持多年。开刀结果,那年夏季中国学生会议,我便未得一英里竞走冠军,以后再未获胜。

  1917年2月,我在床上呕吐不止,有一段短时期几乎人事不知,不得不在学校医疗院住几天。那年稍后,我的老毛病心跳病又犯,但贝莱(Bailey)医生说没有关系。到了12月,我因“鼻梁歪斜”又在医疗院开刀。这次他们使用氧化氮和以太混合剂、我只数到二十三便失去知觉(1917年12月2日日记)。可是我出院之后只有三天,鼻子又塞住不通,被送到眼耳鼻医疗院再开一次刀。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星期,一切才恢复正常。尽管我的健康情形好坏不一,我总是颇为活跃,这一定对我有好处。我继续长途散步,惟不似在丘陵起伏的绮色佳散步那样陡峭。有一次我走过剑桥桥(盐震桥)(Salt-Shakers Bridge)到东波士顿,回头经哈佛桥到哈佛广场,共费四小时。那些年我也骑脚踏车,不过我仍觉得走路是更好的运动。

  我提到过许多教授和教授朋友的姓名,惟除了“科学社”同事外,还未谈及别的朋友,“科学社”同事多数来自康奈尔。

  我在哈佛比在康奈尔交了更多的美国朋友。有一位狄谋思(Raphael Demos)和我同系,另一位是物理学者冷缯(Victor Lenzen),有几门课和我同班,现在我在柏克莱仍然时常见到他。我们在牛津街狐狸圃(Foxcroft)餐厅一同搭伙,常开卫挺生的玩笑,称他为“顶卫生”,因为他极讲究食品卫生。青年才俊魏纳(Norbert Wiener)当时也在哈佛,可是我对其父寮·魏纳(Leo Wiener)所知较多,因为他对语言学颇为关切。后来由于小魏纳访问中国和我二次到哈佛,我对他所知增多。我也扩展所学,多次会晤卫斯理大学的谢费德(A.D.Sheffield)教授,在中国和他谈论很多语言问题。

  除了贝夫一家女孩外,我还没有提到其他女朋友。在哈佛(即芮德克理夫〔Radcliffe〕和卫斯理〔Wellesley〕,我确有比在康奈尔时更多的女朋友。其他我约会的女孩有韩美英,她是最漂亮的女孩之一。王瑞娴是我的音乐朋友,她在波士顿音乐院主修钢琴,那时我当然不晓得她是我未来太太在上海中西女塾(Mc Tyeire's)的同学。她嫁给康奈尔我的同学董(J.C.S.Tung),生了四个孩子,都成为有成就的音乐家,两个女儿在音乐会上任钢琴手,两个儿子在宾州交响乐团任指挥。另外一位女友名叫李(Mable Lee),以她的年龄来说,具有极成熟的性格。

  有一次,我演说比赛榜上无名,她逐句分析我的讲词,使我心里好过而不觉难受。我常见到一个女孩子叫牛惠珠,是我哈佛医学朋友牛惠生的姊姊(或妹妹)。有一次,邓赖卜(Dunlap)博士请我们两个吃晚饭,她带了一件半织好的毛衣,没注意到我丢掉毛线球,因而拉着毛线走过芮德克理夫校园,约走了三十码,才发觉发生了什么事。我在哈佛的后期,最常见的女孩是周淑安,她兄弟辨明我也常见,因为我们两个人对语言颇有同好。我常和安娜(周淑安之英名)散步,合弹钢琴二人合奏曲(如拉哥〔Largo〕从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乐》〔Dvorak's New World Symphony〕改作之曲),离开她的时候,给她写长信。

  我虽然常和女孩约会并和女朋友玩乐,可是我从未对任何一位认真发生兴趣,也许安娜除外,不过她已和我的1910年清华同班同学胡宣明订婚,我不敢更深一步进行。并非在感情上我并无准备,我早年已对侬姑发生爱慕之情,甚至对男朋友,如在常州溪山学校的李宗棠(译音)及在哈佛的胡正修,颇为亲近。某次,正修发觉我对他太好,而要了结这种无聊举动。整个说来,我对感情之事颇不愿牵涉在内,我想主要理由是我家已为我正式订亲,我还未能解除婚约。早先在常州的时候,我的家人为我和远亲陈仪庄(译音)订婚,当然未经我同意。

  这一定是1904年以后的事,因为我的父母并未谈及此事(译者按:著者父母于1904年逝世)。我心向革命,去美后并不太在乎此事,惟总觉得是一种精神负担。1916年1月10日左右,我决定采取行动退婚。几年(译者按:原文如此,似应为“几天”)之后,我费时两个多小时写信给我的舅舅冯聃生,想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日记上写道:我从伦理观点衡量此问题,此问题亦在伦理上衡量我。到了5月10日他才复我信,用语含糊不定。以后在1917年5月14日,我写信给在上海的远房叔祖赵竹君,他具自由思想,对我颇为同情,且亦公正。惟在三年之后方始解约,因而我可以结婚。

  在获得乔治与马莎·德贝奖学金、席尔斯奖学金(Sears Scholarship)、华克研究奖学金(James Walker Fellowship)和谢尔登旅行研究奖学金(Sheldon TravelingFellowship)之后,我又获得一项超博士旅行研究奖学金,离开哈佛。人们旅行国外,通常靠这种奖学金,惟我深恐战后的欧洲过于混乱,决定在美国旅行,先去芝加哥,然后到加州。动身之前,我着实漫游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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