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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后来我对基本英语兴趣浓厚,写了一本基本英语教科书,且试以非美国口音灌了一套录音片(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附录音片)。基本英语便是理查斯和欧格登(C.K.Ogden)共同发明的。那几年我有一次有趣的语言经验,即倾听聋盲天才海伦·凯勒(Helen Keller)讲演。通常她先用手语和译员讲话,再由译员说出她要说的话,可是那次她自己高声讲出,惟我颇难听懂她的话。三十年后,我却很容易和贝尔电话公司试验室的聋子音响学者布鲁姆(Edger Bloom)交谈,当时我在贝尔试验室任顾问。他们业已发明了光谱图,显示出话语各种频率因素的相关强度,以便初学者能看到他发音的型态,而对自己的发音和他要仿学的声音加以比较。我继续研究中国方言,有很多机会从哈佛到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朋友听到并学习方言。一位朋友张云(Chang Yun)是陕西西安人,他教我的一段话是这样的:

  来下,来下!
  人家娃,在书房读书呢。
  咱的娃,拿勺勺要水呢。
  不说起,是他二爸呢。
  说起他娘可不行。
  去下,去下,叫娃要去要去!

  (译者注:发音略)

  最怪的是“书”字,中国大部地区读为shu,他则读为fu,我们都学着他玩。张云业已去世,1973年4月28日我上次旅行时曾拜访他,我仍然记得而且背诵出他的腔调,他颇引以为乐。

  虽然要准备考试、撰报告、写论文,我仍有时间参加许多课外活动。在康奈尔我学过天文学一门课程,我继续研究星球,1916年6月我学会看仙后星座的位置来判定时间。我买了一架望远镜,1918年8月18日,当射手座消失在月亮的黑暗面之际,我能看到它的月掩(Occultation)。在课外阅读方面,我极欣赏怀特的《自传》(Andrew D.White' Autobiography)、班奈特的《一天二十四小时》(Arnold Bennett's Twenty-Four Hours a Day)、戴莫根的《奇人的预算》(DeMor-gan's Budget of Paradoxes)、及加洛尔的《猪怪兽》(Lewis Carroll's Hunting the Snark)。我也选修更多的函授课程,如个人效率课。我对效率本身比自己增加效率,更有兴趣。我不大去听公开讲演,惟常去听克罗则(Samuel Crothers)在正对着我房间的一神教堂讲道。

  我喜欢听他讲,不是我相信一神论,而是因为他是好的论文家和善于雄辩的演说家。我继续在哲学会社、数学会社、世界会社、中国学生会社等团体为活跃分子,和在康奈尔时候一样,参加一年一度在各城市举行的中国学生联盟会议。我作的独幕喜剧《挂号信》在会议中上演不只一次,一次是在达马瑞斯哥塔(Damariscotta),另一次我想是在哈佛。最费时的课外活动仍然是编辑《科学》中文杂志,该杂志办事处迁到哈佛,因为多数积极成员已转入哈佛(《科学》杂志社最后迁回中国)。有一个时期我身心交疲,不得不请求教授写信要我减少课外活动。

  那项借口只是借口而已,我依然继续作我喜欢作的事,不是不是妨碍我的正常工作。我继续涉猎音乐,选修一门高级和声学课程。在《科学》杂志上登出我作的三首或四首曲谱。我无须清晨二时排队买桑德斯剧院(Sanders Theater)及交响乐馆(SymphonyHall)的票,去听福朗查雷四重奏(Flonzaley Quarter)、柏德鲁斯基(Paderewski)及霍夫曼。我在日记上热烈记载了柴科夫斯基(Tschaikowski)第四首和贝多芬第九首。在去听音乐会之前,我一连几天练弹贝多芬第九首。

  当时我的喜好多少是传统性的,现在或许仍然如此。福朗查雷四重奏演出史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所作曲谱,我在1916年1月27日的日记上说:“依我看,似乎毫无意义。”我看戏剧不如听音乐会的次数多。我倒蛮喜欢看《查理的姑母》(Charlie's Aunt),至于在舞台上演的《金银岛》,我觉得“史蒂文生(译者按:《金银岛》之作者)的味道所留无多”(1917年5月19日日记)。还好,我阅读加洛尔的著作多年后,才看到它在舞台上及在银幕上被弄坏,我将他的两部名著译成中文时(1922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1938年和1968年《走到镜子里》),他的著作还未搬上舞台或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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