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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四


  这一夜双方谈的很久,彼此交换了不少看法。

  胡适开始闭门谢客,身为学者第一次做政论,觉得很吃力。他发现了一个秘密,以前只知道做学问清苦,现在才明白了,如真叫他当政治家;治理国家,那才苦不堪言呢。他暗暗告诫自己,永远议政而不从政,做一名独立的净臣。到了5月11日的深夜,总算写完了这篇《我们的政治主张》,不禁松了口气。他站起身舒展了一下筋骨,喝了一杯热牛奶。又重新看了一遍文稿,觉得文气挺旺,竟忍俊不住地轻声朗诵起来。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
  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
  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
  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
  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我们所谓的“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
  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
  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
  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
  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

  四、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
  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寓有奋斗
  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己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
  恶势力奋斗。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
  看着安福系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
  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
  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
  下手工夫。


  他被自己内心的激情感动得流下眼泪,他再也读不下去了。又急于要和朋友交流,想了半天,还是给李大钊家里打了电话。李大钊是从睡梦中惊醒的,耳边嗡嗡地传来胡适惊喜的声音。

  “守常呵!我觉得自己也快变成主义派了。我们的政治宣言终于脱稿了,我们完全有能力组阁。我还想组建一个政党哩!我建议明天去蔡先生家里开会,把我们的好人全邀请上,痛痛快快地议论一次天下大事。”

  李大钊懵懵懂懂地答应了。第二天一早,胡适又急着给蔡元培打电话,说要借他家讨论这份文稿。还亲自给他心目中的“好人”一个个打电话,约定十一点在蔡府相见。

  那天蔡元培的客厅真是高朋满座,名流云集,先后到达的有胡适、李大钊、汤尔和、梁漱溟、陶孟和、顾孟余、陶行知等十余人。王宠惠和罗文干因有事,答应下午来听意见,叫大伙儿先讨论起来。蔡元培特地穿上一件新的蓝布长衫,还修了脸,显得很精神。

  胡适一下子成了众星捧月般的大功臣,他一读完文稿,蔡元培先击掌叫好:

  “适之呀!听君一席谈,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责任油然而生。我原是想远离政治,超然办教育的。现在看来政治是回避不了的,我这北大校长再也当不下去了,这些日子为了索薪,学校里又冒出了’罢教团’,我手中没钱。实在说服不了大家,只能以辞职相威胁。唉!从现在的局势看,我们知识界再不勇敢地站出来承担社会责任,国家真要亡了。我们要抓住黎元洪上台,吴佩孚欲大展宏图的有利时机,尽可能地促成一个新的好人内阁出现。我建议诸位列名向全社会公布这份宣言,在舆论上先声夺人,争取主动。”

  蔡元培是领袖群伦的大人物,他一开口,就等于定了调子。众人纷纷表示同意列名,但动机却各不相同。在这些名流中,一类是像梁漱溟、顾孟余、陶孟和那样纯粹的学者,他们是议政而不参政,骨子里还藏着士大夫的清高,只是因为政治太黑暗,整个学界再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才愤而起来抗议几声。另一类是像胡适、汤尔和和王宠惠、罗文干那样的特殊人物,尤其是后面几位,他们或混迹官场,或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他们开始对权力有所期盼了。还有就是像李大钊那样的人,身为一个政党的领袖,秉性中却闪烁出温情脉脉的旧式文人习气,信仰的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心里仍留恋着改良的梦幻。他是一位忠厚之人,做人总有点温良恭俭让,出于对蔡先生的尊敬,常常勉为其难地踉着参加一些活动。

  那天中午蔡元培请大家吃饭,饭后独胡适留下来闲谈。他们在等两位重要的客人,到了三点左右,王宠惠和罗文于终于来了。做官的气派毕竟不一样,两人刚参加完一个重要宴会,西装革履,满脸红光。蔡元培忙叫家人上茶,王宠惠却挺绅士地摆摆手,说午后他一般只喝咖啡。这位广东人字亮畴,出身于香港,今年四十一岁。长得天庭饱满,面如满月,乌黑油亮的分头下架一副金丝眼镜,举止滞洒且有学者气。他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系,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鼓吹反满革命。后来又去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他和蔡元培也算老搭档了,辛亥革命胜利后先在南京临时政府任外交总长,又一起在唐绍仪内阁任司法总长,后来又同时向袁世凯挂冠而去。蔡主长北大后,一直聘他为北大法科兼职教员。这位法律专家可比他官运亨通,1920年出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去年年底又当上了梁士诒内阁的司法总长。但此公心里很有城府,最懂得在关键时候装糊涂,一直在直奉两派政客之间搞些小平衡。黎元洪将在6月初正式宣誓就任大总统,刚才还邀他俩去东厂胡同参加了家宴。头一回透露了想请他组阁的意图。

  王宠惠看了眼胡适的这份杰作,神色有点踌躇满志。见蔡先生正期盼地盯着他表态,先在心里窃笑起来。他将文稿递给罗文于,稳稳地说:

  “适之啊!想不到你一谈政治就谈到点子上了。你这篇大作好就好在先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三条基本原则,而且认定必须从‘好人’出来干预政治入手。加上能请出蔡先生领衔发表这份宣言,中外舆论都会震惊的。还有你抓住南北议和这个关键提出六条建议,很有吸引力。我想透露点内部消息,现在吴佩孚急于想组建一个各党派‘好人’参加的内阁。但最令他头痛的就是如何劝孙中山下野,结束那场针对直系的北伐战争。”

  他言犹未尽地膜了眼罗文干,没有再往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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