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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


  为了推动教育独立运动,从根本上对抗北洋政府,他又在《新教育》杂志发表了名震学界的《教育独立议》,大声地向社会各界疾呼: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尽一份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的。例如,鼓动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
  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
  教育是进步的,教会是保守的,无论如何尊重科学,一到《圣经》的成语,便绝对不许批评,便是加了一个限制。教育是公同的,英国的学生,可以读阿拉伯人所作的文学;印度的学生,可以用德国人所造的仪器。教会是差别的,基督教与回教不同;回教又与佛教不同。彼此谁真谁伪,永远没有定论,只好让成年的人自由选择,所以各国宪法中,都有“信仰自由”一条。若是把教育权交与教会,便恐不能绝对自由。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


  蔡元培的文章一出来就惹得当局非常恼火,那位内阁总理梁士诒就亲自给教育部挂电话说:“一派胡言,教育如真独立于政党之外,还要政府拨什么款,发什么薪呢?”而全国学界却欢欣鼓舞,他人一出医院,李大钊和胡适就赶来家中拜访。

  走进书房,只见案头放着一盆暗香袭人的草兰和四册《胡适文存》,蔡元培正在翻阅那篇《红楼梦考证》。胡适得意地笑了,这是他送给蔡先生的新年礼物,去年两人还为考证这部奇书论战过一场呢。李大钊身为共产党领袖,也被胡适拉进了努力会,见他神情严肃地说起一件正事:

  “蔡先生,最近由美国控制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在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一届大会,想诱导各校学生信仰基督教。我以为教育独立和非宗教运动,应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先生一贯倡导的思想主张。所以我们想在北大发起一次非宗教同盟大会,想请你出面做发起人。你不是一贯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吗?”

  蔡元培爽快地点点头,说:“我们一起做发起人吧!”

  4月9日这天,北京大学召开了有中外人士参加的非宗教同盟大会,蔡元培和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演说。当时的北大真是自由到了家,北大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和马叙伦,就公开跳出来唱反调,抢先在报上发表宣言,声称信仰自由,知识阶层应首先遵守,反对他们发动的非宗教运动。于是蔡元培就在演说时反驳他们说:“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如果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是妨碍‘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倒不妨碍‘信仰自由’了吗?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这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吗?”

  随着直奉战争的爆发,北京屡屡遭受溃兵的骚扰。为了保卫学校,蔡元培接受白雄远的建议,发动全校学生报名,很快组织起一支三百多人的北大学生军。蔡元培来北大后,目睹学生皆长袍大褂,一派文弱之气,一贯来重视体育锻炼。这次正好趁热打铁,任命出身军校的白雄远担任军事训练主任。在成立大会上,他亲自颁发了军旗,并邀请军事学家蒋百里来校授课。这支全国首创的学生军后来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名扬四海,两年后当蔡元培被迫远走欧洲,孙中山先生抱病北上时,北大学生军担任了在前门火车站迎接孙中山的仪仗队和警卫任务。中山先生逝世后,又是这支学生军守卫了灵堂,当移居香山碧云寺时,学生军三百多人着孝护送灵车,使灵枢倍增了一种特殊的哀荣。

  刚刚在改选中荣任北大教务长的胡适先生,终于走出书斋,手捧着黑皮包,容光焕发地大谈起政治。他虽然想方设法营救过陈独秀,但这并不妨碍他反对各种过激的主义。一次北大学生成立了新闻事业同志会,请他去演讲,他一开口就讲了一句令人膛目的大话:

  “我希望你们研究真问题,少讲虚主义。你们宁可因讨论活问题而被封禁、被监禁、被枪毙,也不要拿马克思、克鲁泡特金来替张作霖、曹锟、薛大可、叶公绰的报纸充篇幅。”

  看来,马克思主义也曾被军阀和政客搬弄和利用。胡适为了创办《努力周报》,开始频繁地出人各种社交场合。他看来很有性格魅力,眼界又很高,一手拉着曾是研究系的丁文江,并通过了抓住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总想跟军阀比学问,做新世纪的帝王师。一手又紧紧倚靠蔡元培为首的北大派,扮演起一种想在南北二府中保持独立评论人的言论界领抽姿态。他开始直接干预政治,操持言论了。可胡适并不轻松,越想不偏不倚地公正,越是注定两头不讨好。胡适的思想立场终于成了二十年代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声讨的活靶子。

  当时的北京思想界,真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各派势力的头面人物纷纷登台亮相,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先派元老林长民去争取以顾维约为首的一批相对独立的技术官僚。研究系试图组织一个研究社会政治状况的团体,但顾维钧不为所动。研究系又转而游说北大派,蔡元培是好好先生,先被罗文干说眼了,但胡适的政治嗅觉很灵敏,为了保持努力会的纯洁性,经他一提醒,蔡元培又婉言谢绝了。

  五月的一个夜晚,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气息。胡适正在书房翻阅好不容易出版的《努力周报》,胡同里响起汽车的喇叭鸣叫。耳边传来丁文江的叫嚷声:

  “适之呀,贵客临门了!还不快来迎候。”

  门外走进一位气宇轩昂的青年将领,见他一身戎装。身材高挑,白净脸皮上留着墨黑两绺八字髭须。他稳稳地向胡适行了个军礼,剑眉下一双(黑目)(真目真)的瞳人闪烁出冷峻傲岸的神情。胡适已被他的神气慑得有点气馁,多亏了丁文江的及时介绍才解了围。

  “这位就是吴将军的军师白坚武参谋,当初和段祺瑞开战,赶走徐世昌,全是他出的主意。”

  胡适连忙请客人人座,白坚武寒暄几句后气势沉雄地说:

  “你们这份刊物玉帅都看了,他很欣赏你的《努力歌》,特地关照我来看看胡博士。很想听听你们这批名流对时局的见解呢。”

  胡适顿时眉开眼笑,他摸出一罐进口香烟,抽出一支递了过去。待两人都优雅地点燃了烟,胡适说:“在我们这些英美派知识分子心目中,吴将军是一位最有力量解决中国问题的爱国军人。他在‘五四’时期公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反对过安福系控制的亲日政府,并最后一举推翻了这个政权。现在又赶走了日本人支持的奉系军阀,我们寄希望他出面促进南北统一,让北京出现一个有‘好人’参加的新政府。”

  丁文江也不失时机地说:“我们努力会的成员议论过几次了,想委托适之起草一份改良社会的政治宣言。到时候还少不了请自参谋和吴将军不吝赐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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